清朝軍隊的衰落，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挨個倒下。先是八旗兵，在康熙年間便基本廢掉了，接著是綠營兵，然後是湘軍、淮軍、北洋新軍，直到清朝的滅亡。然而在19世紀末期，滿清政府內憂外患焦頭爛額的時候，有一位人物，硬是將衰敗的滿蒙八旗撐了起來，在對外對內戰爭中都表現不俗，直到他並不光彩的戰死，清朝最為信任的滿蒙八旗軍才最後退出了歷史舞臺，中國的軍史，才徹底成了湘軍、淮軍的一統天下。
這個人，就是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
每一個歷史人物，在其一生中，都是有幾件事情來奠定他的地位。僧格林沁一生戎馬生涯，先後與太平軍、英法聯軍、捻軍作戰，大小戰鬥數百次，有輸有贏。而最能體現他一生事業的，是三件事：消滅太平天國北伐軍，在大沽口擊敗英法聯軍艦隊，還有重創山東直隸一代的捻軍。
如按教科書的說法，僧格林沁抗擊外來侵略是有功，鎮壓農民起義是有過，他的一生可以是功過三七開。不過，純粹的歷史和中國的教科書總是差距驚人，瞭解一些歷史的人，都會對教科書嗤之以鼻，因此，教科書的評價，算不得數。這個一生與打仗有不解之緣的蒙古親王身上，仍有很多值得後人琢磨玩味的東西。
從破落貴族到“最被恩眷”
按《清史稿》的記載，僧格林沁為博爾濟吉特家族成員，這個家族也可稱為勃爾只斤家族，是蒙古人的黃金家族，成吉思汗的後裔。在清朝，也是蒙古貴族中最為顯赫得一支，他們與滿清皇族愛新覺羅家族世代聯姻，皇后妃子層出不窮，著名的孝莊太后就是這個家族女人的佼佼者。按《蒙古世系》的記載推算，僧格林沁是成吉思汗之弟哈薩爾第二十六世孫。但他的少年時代，卻並不顯赫，俗話說，宰相家裡也有幾門窮親戚，博爾濟吉特家族非常龐大，隨著時間推移，便會有分支衰落下去。
清嘉慶十六年（1811年）六月五日，僧格林沁出生在科爾沁左翼後旗哈日額日格蘇木（蘇木，即鄉）百興圖嘎查（嘎查，即村）一個四等臺吉家庭。家種雖是貴族，但早已敗落，只比赤貧稍好一點。幼年的僧格林沁曾隨父親布和德力格爾為富人放牧。但畢竟是貴族，還可以接受教育，12歲時，他被送到昌圖老城文昌宮讀書。
一個人如要成就一番事業，除了本身的素質與勤勉之外，還要有很好的運氣，僧格林沁出身雖好，但畢竟家道中落，能夠承襲一個卑微 的爵位，聊以渡過一生，原本是他的命運。然而，由於他的生父早逝，而家族族長索特納木多布齋郡王雖然娶了嘉慶皇帝的女兒，但卻是生不下一男半女，便將他過繼過來作為養子。如果僅僅是這樣，也不過是比以前的命運稍好一些，作為養子的身份，只能延續郡王家的香火，卻是斷然不能承襲郡王王位的。可命運之神又一次眷顧了他，由於郡王無後，便要從家族的第二代中選出繼承人，這個工作，郡王自己是不能來做的，而要由大清皇帝來指認。道光皇帝在看過所有的候選人之後，獨獨看中了僧格林沁。《清史稿》上說，選中是因為他“儀表非常”，可能是道光皇帝自己長的尖嘴猴腮，儀表不雅，所以非常看重長相魁梧雄壯的人。僧格林沁於是就這麼成了科爾沁札薩克多羅郡王。從被人歧視的窮小子和寄人籬下的養子，一下子就成了統馭科爾沁的郡王，僧格林沁怎麼不會感激涕零？他日後無論遭受什麼打擊，都全心全意地為皇上效勞，根子，就要從這裡來找了。
在當上郡王的同年，僧格林沁開始了官運亨通的仕途。十二月，奉命御行前走，賞戴三眼花翎。道光六年（1826年），賞用朱韁。道光九年（1829年），賞穿黃馬褂。同年二月，命管上虞備用處事。九月，命管火器營事。道光十四年（1834年），授御前大臣、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九月，為後扈大臣。道光十五年（1835年）正月，署鑲紅旗蒙古都統。二月，充諳達（督領侍）管虎槍營事。七月，命總理行營。十二月，為閱兵大臣。道光十六年（1836年），授鑲白旗滿洲都統。道光十七年（1837年），賞用黃韁。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九月，為正黃旗滿洲都統。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充右翼監督，署正藍旗滿洲都統。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二月，為鑲黃旗領侍衛內大臣。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五月，為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道光三十年（1850年），為鑲黃旗蒙古都統。
這樣的寵幸，在蒙古親王當中也是極為少見的，從14歲到39歲，僧格林沁就一直在不停的加官進爵，皇帝對他的信任也是與日俱增，史載“出入禁闈，最被恩眷”。驕傲與蠻橫，在這個順風順水的年輕郡王心中，也逐漸的滋生起來，除了皇上，他是誰也不放在眼裡了。
道光三十年（1850年）九月，僧格林沁受命往密雲縣剿匪，授左翼監督。這是他第一次真刀真槍的指揮戰鬥，他表現得很好，很快便平定了匪患。十二月，道光皇帝嘉獎僧格林沁清除匪患之功，賞四團正龍補服並准予穿用。道光皇帝駕崩時，僧格林沁理所當然的成為顧命大臣之一。
新繼位的咸豐皇帝，對於僧格林沁也是寵信有加，咸豐元年（1851年），任命他為御前大臣，署鑾儀衛事。咸豐二年（1852年），主持道光皇帝帝梓宮遷葬，因為恭謹從事，賞加三級。咸豐三年（1853年）五月，受命督辦京城巡防，任參贊大臣。
此時，太平天國已定都天京，並派林鳳翔、李開芳兩員驍將率領兩萬精銳北伐。僧格林沁受命統領健銳營、外火器營、兩翼前鋒營、八旗護軍營、巡撲五營及察哈爾各官兵，並哲里木、卓索圖、昭烏達蒙古諸王勁旅出京。九月，設防紫荊關。
僧格林沁的第一個大挑戰來臨了。
全殲太平天國北伐軍
農民起義，對於中國的朝代更替，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如果說，農民起義就代表著進步和先進，卻絕對是大謬不然。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很多比王朝統治著更兇殘、愚昧，更具破壞力。太平天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太平天國的剛剛起事時，自然是為了反抗清政府的壓迫，而他們所實行的政策，和上層的所作所為，卻是更為荒唐、落後、腐敗，對於中國的經濟、文化的破壞更為嚴重。林鳳翔、李開芳兩人雖都是血性漢子，但因為他們主子洪秀全的所作所為，對於他們的鎮壓也就很難說是逆歷史潮流而動了。
自然，僧格林沁不會想到這些，他只知道食君之祿，忠君之事，你們這些邪教竟敢犯上作亂，本王便饒你們不得！咸豐三年十月底，太平軍北伐軍突然東克靜海、獨流，前鋒抵達天津西南數十里的楊柳青，清政府大為震動，亂成一團，京城的達官顯貴紛紛外逃，大清江山似乎有著搖搖欲墜的徵兆。僧格林沁的身上的擔子委實不輕。
僧格林沁骨子裡的勇悍之氣顯露了出來，率領自己的蒙古馬隊會同欽差大臣勝保設防於天津外圍，在天津南王慶坨與北伐軍開戰，面對著百戰百勝得太平軍，僧格林沁親自帶隊衝鋒，使得士氣大振。孤軍深入的太平軍後援不濟，南方戰士又難以適應北方的嚴寒，經過三個月交戰，北伐軍損失慘重，退到連鎮一帶。咸豐帝賜僧格林沁“湍多羅巴圖魯”稱號。
咸豐四年（1854年），僧格林沁乘北伐軍無援南撤之機，由防禦轉任反攻，率兵尾隨追擊至河北東光縣連鎮，在連鎮周圍四十里築牆挖壕，並引運河水灌入鎮中，圍攻達十一個月之久。咸豐五年（1855年）正月，咸豐帝加封僧格林沁為博多勒噶臺親王，賞朝珠一盤、四團龍補褂一件。三月，僧格林沁攻陷連鎮，北伐軍主將林鳳祥被俘就義。四月，咸豐皇帝下詔僧格林沁德親王爵位世襲罔替，俸銀加倍。隨即他又移師圍攻山東高唐州另一支北伐軍。北伐軍將領李開芳率八百餘騎退守茬平縣馮官屯，僧格林沁督萬餘人圍攻，又用老辦法引陡駭河水灌屯。五月，馮官屯失陷，李開芳突圍被俘，被僧格林沁解送北京殺害。
歷時二年之久的太平天國北伐戰事至此全部結束，太平天國北伐軍全軍覆沒。僧格林沁也獲得了無以復加的殊榮，他鎮壓太平軍雖難以對錯論之，可他在戰鬥中表現出來的殘忍，也委實難以讓人接受，在這段歷史上，他與“曾剃頭”曾國藩被合稱為“南曾北僧”。
勇悍與愚昧——抗擊英法聯軍
太平天國的北伐剛剛平定，咸豐六年（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
此次戰爭的爆發，起因有四，即亞羅號事件、馬神父事件、外人入城問題、續修條約問題。亞羅號事件完全是英國人無理取鬧，中國無有責任。馬神父事件是一筆糊塗賬，這位馬賴神甫到底有什麼犯法之事，至今也沒有記載發現，如果按《黃埔條約》所定的條款，馬賴在規定地點以外傳教，是違反了條例，但絕對罪不致死，連殺死他的廣西西林代理知縣張鳴鳳也不敢明目張膽的承認，可見中國實在理虧。
引發這次戰爭的根本原因是後兩條：一是英國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實履行《江寧條約》的規定，其中重要一點是讓英國官員和商人可以自由進入廣州城。而廣州官民一再阻撓，這就完全是中國當時的愚昧所致，時人有載“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見大吏，藉以通隔閡、馭商民，乃粵民一激再激，葉相(葉名琛)復一誤再誤，使拱手而有粵城……益知中國易與，遂糾法、俄、美三國兵船北上，駛入大沽，阻我海運，立約而還……粵民激於前此大府議和之憤，萬眾一辭，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為快，屢請屢拒，紛紜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約，皆成於此，由今觀之，甚無謂也。”
二是《望廈條約》規定：“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 《黃埔條約》亦規定：“若有應行更易章程條款之處……核計滿十二年之數，方可與中國再行籌議。”修改有關的通商條款，本屬平常外交事務，清政府一再拖延，致使矛盾激化。
在當時來說，中國對於英法兩國，是絕對的弱國，再加上國內有太平天國之亂，“國家內匪未淨，外患再起，徵調既難，軍餉不易”（《籌辦夷務始末》卷27），就更沒有力量裝橫，應當暫時委曲求全，實行“外需和戎，內需變法”，等自己實力壯大了，再做計較不遲。可妄自尊大的咸豐皇帝卻是一再的激怒列強。終於，咸豐八年（1858年），英法聯軍進攻大沽口，直隸總督譚廷祥及託明阿防守天津大沽海口戰敗，清廷英國代表簽署《天津條約》。僧格林沁得知後，向咸豐帝奏請，堅決要求撤回談判代表，主張調用全國之兵員，傾全國之糧食，整頓軍隊，進行徹底抗戰。被打怕的咸豐皇帝沒有采納他的意見，但為了防止英法聯軍的進一步行動，咸豐九年（1859年），咸豐帝命僧格林沁至天津督辦大沽口和京東防務。僧格林沁修城安炮，構築營壘，增設水師，整頓民團，籌餉制械，使天津防務加強，兵勢大振。為了守住要塞，又將原大沽口一千六百餘名陸兵增至三千名，並抽調馬隊五千名增援，同時還在大沽口南北岸各重建炮臺三座，做好作戰各項準備。
咸豐九年（1859年）6月，英法新任駐華公使普魯士、布爾布隆率領所謂換約艦隊從上海沿水路北上，艦隊由一艘巡洋艦和13只炮艇組成，這原本只是例行外交規程，沒有什麼問題。可是，咸豐皇帝可能認為防備已經齊備，又犯起混來，決定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讓官兵假扮鄉勇襲擊洋人。僧格林沁自然會忠實執行這個自己也深以為然的命令。
當時在僧格林沁幕下的郭嵩燾在日記中留下這樣的記錄：“1859年4月10日“怡親王至營……言奉旨密商一語：如夷人入口不依規矩，可悄悄擊之，只說是鄉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須是名正言順，須緩緩商之。怡邸憒憒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繞道至天津……辯論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夷禍成於僧邸之誘擊。去歲之役，先後奉詔旨十餘，飭令迎出攔江沙外曉諭。洎夷船入內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諭。去衣冠自稱鄉勇，薄而擊之。僕陳諫再四，又慮語言不能通曉，兩上書力爭。”
6月16日，英法軍艦到達大沽口，6月22日，僧格林沁奉命照會英、法公使，指定他們由大沽海口北15千米北塘登陸，進京換約，並不準他們隨帶兵船武器上岸。本是第一次大沽之戰的戰勝國的英法兩國，自然不會按照戰敗國的要求，表現的極為無理。25日早晨，英法兩國公使又接到了直隸總督恆福的照會，可這個時候，僧格林沁軍事行動已經開始。
根據僧格林沁所呈的奏摺稱：“二十五日辰刻，該夷火輪船十餘隻，排鐵戧列口門外，又傍南岸炮臺下，駛入火輪船三隻，直逼鐵戧。旁以數人鳧水，用絲繩系鐵戧前往，而引其端於該夷船尾，另以一船輪迴曳之，一二時之久，拉倒鐵戧共十餘架。其排列多船皆豎紅旗，立意尋釁用武，驕悖情形，實難容恕……該夷即開炮向我炮臺轟擊，我軍鬱怒多時，勢難禁遏，各營大小炮位環擊疊擊，擊損夷船多隻，不能行走。餘船皆豎白旗，起定下駛，仍復繞至破船後，向炮臺轟擊，直至日夕，未能稍休，又有小杉板船二十餘隻，滿河遊駛。其向後十餘隻，徑行攏泊南炮臺河岸，該夷步隊一併上岸排列濠牆以外。當即加派抬槍、鳥槍各隊前往策應，連環轟擊，該夷不敢徑越濠溝，均向葦地藏伏，暗施鳥槍，似此兇悍，實堪髮指!奴才等惟有督率軍士，竭力防堵，以冀上申國威，下抒民望。”
“上申國威，下抒民望”，多麼讓人熱血沸騰的口號，而戰果，也確實輝煌，打沉敵艦5只，打傷6只，打死打傷英國侵略軍1578人，生擒2名，法軍死傷14人。從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至今，中國何嘗有過這樣的勝利？僧格林沁也確實盡到了一個前線指揮官所應該盡的責任，指揮相當有方。直隸總督恆福在戰後上奏清廷說：“僧格林沁自上年奉旨辦理海防以來，晝夜辛勤，殫誠竭慮。今年正月又親至海口駐紮。與士卒誓同甘苦，風雨無間，勞瘁至今，其忠勇樸誠，實為奴才所不及。”咸豐皇帝對於僧格林沁和鎮守大沽口的官兵們都大加封賞，一片皆大歡喜。
然而，咸豐皇帝或許忘了，他命令僧格林沁“悄悄擊之”並取得大獲全勝的，並不是真正的作戰部隊，而僅僅是護送倆過公使的武裝人員而已。雖有英法公使的傲慢無理為理由，但中國方面卻是先故意刁難兩國公使的進京路線，後又進行攻擊。如果是越南、朝鮮之類的藩國、弱國，自然不敢把天朝怎麼樣，但英國和法國是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強國，並都讓中國吃盡了苦頭，這樣的“上申國威，下抒民望”，痛快一時，則引來了後悔一世的大禍。
翌年，也就是1860年7月初，真正的遠征軍來了。英軍約18000人，法軍約7000人，由聯軍總司令格蘭特、孟班託率領始達上海。至7月中下旬，聯軍分別佔領煙臺、大連，完成了對渤海灣的封鎖。8月初，英法各種艦隊船隻173艘，陸續齊向天津大沽口逼近。
也許，僧格林沁這個時候，正興奮的摩拳擦掌，這回是真格的了！
慘敗，大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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