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先生请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而后进内室拿出一包书，我对这些书一一作了记录，而黄裳先生坐在旁边时不时地点评几句，我将当时所作记录摘引如下：
1、《罗汉十八相》明万历新安黄氏刻本，横大八开，一图一文，字大如钱，为5行6字，白口，极初印，所刻版画细若游丝，无丝毫断文，所看几部书包括这部在内，都是后瓷青纸封面，问及黄裳，其称是自己搞到一批旧高丽纸，请人染色而成，我说傅增湘有些书也是此类封面，但傅氏所用瓷青纸，隐约都有字痕，似是将文字磨去后做书皮用，黄裳称傅氏书皮确实是磨去者，但认为此种做法无必要。
2、《长洲女史徐湘蘋词》书口刻“拙政园诗馀”，是书前有黄裳先生题记十余则，计有十几页之多，题记所用黑格纸书口下刻“别下斋校本”后面跋语所用纸书口刻“亟修斋校本”，黄裳解释称这些旧纸都是他买来的，专用来写题跋，之前的这些年，带黄裳跋语之书时常出现在拍场中，但黄裳跋语的特点大多仅了了数行，有的甚至仅一行字。但这部书竟然有他所书跋如此之多，这是所见黄裳先生跋过最长的一部书，黄笑称这是自己最好的一部词集，也是自己最喜欢者。于是我借机问他：可否做出这样一个结论，您在书中写的跋越长，越说明您看重这部书，或者说这部书价值更高，他依然笑着点头称是。
3、《诸葛武侠十六策》嘉靖十一年白棉纸印本，后有牌记一行“都司都事河东陈大纪刊行”。
4、《宦辙联句》嘉靖四年白棉纸印本，黄裳称此本是天一阁旧藏，但我翻看该书的书根，此书根的写法并非是从上到下纵写，这跟文献中所载天一阁特殊写书根方式不同。然黄裳先生告诉我，天一阁旧藏也不是都写书根，此书内原有天一阁藏签，只是后来被弄丢了。此本大黑口，字体有类弘治刻法，黄裳称若无后面落款则很容易认定此书为弘治刻本，并称此书千顷堂书目有载。
5、《陕西四镇军马数》嘉靖十一年刻本白棉纸，书中间有吴岫房山跋，字体有些像钱谷。
6、《林泉随笔记》嘉靖九年黑口本，10行21字。
7、《灵棋经》正德荣府刊本，黄裳称藩府荣府刻本稀见，而此书又是旧山楼原藏。
8、《范运吉传》嘉靖甲寅刊本。
9、《高峣十二景诗》此书仅四页，黄裳称亦是天一阁旧藏，并称当年知道周越然有两部，于是他还想得到一部，之后他通过陈乃乾买到了这一部。我提到天一阁刻本范氏奇书，黄裳称范钦当年总计刻多少种，现不得而知，我告知北图现存20种，黄裳称这个数量仍不齐。
10、远山堂抄本，此书仅余几页，残损过半之残页，黄裳称此书原书已捐给北图，在捐之前黄裳将自己所写的跋语全部撤下，当年赵万里还专门问黄裳为何此书无任何序跋之事。黄裳收书故事最有影响者乃是他陆续地买到了一批祁氏澹生堂旧藏，但后来有人将此事举报给了国家文物局，郑振铎先生劝黄裳捐出这些书，故这批书的主要部分都归了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也就是如今的国家图书馆。然黄裳手中还藏有几部，后来其夫人小燕住院需要进口药，黄裳先生拿出这些书送拍，我仅买到了其中的几部。
11、明初铜活字本《唐文类》，卷首首行题王状元标目唐文类十二卷，白棉纸印本，10行20字，四周单边，白鱼尾，卷首第二行题“祁东李氏铜板印行”，总计4册。黄称天一阁亦存有此书残本，而后他秽详细讲述了得到这部书的故事：
解放前宁波有一倪姓人，收了很多书，但此人买书特点是：不论是书为何书，残全与否，一律一元一本。到解放后均准备卖掉，当初上海有一书商欲将此批书买来，曾向黄裳借盘缠，到宁波搞了一船书，总计七大包，店里堆不下，就放在外面，黄裳去看了一整天书，只看完了四包，此套书即是从中挑出者。
黄裳藏《真诠》二卷 明嘉靖三十五年序刻本，黄裳跋语
黄裳藏《真诠》二卷 明嘉靖三十五年序刻本，黄裳题记
黄裳藏《真诠》二卷 明嘉靖三十五年序刻本，卷首
黄裳称近二十年不跑书店也不买书了，我问他来燕榭藏书是否编有藏书目录，黄裳称几十年前编过许多本自己的藏书目录，几乎每过一、二年都编目一次，同时还将1956年以前所看到的书每种都记录下来。买与不买均有记载，总计记录了十年，有厚厚的一叠，并称前几年杨成凯和范景中曾来家中看到这些很感兴趣，专门复印一些拿去了。我说这些记载当然很重要，若能发表出来则是书界极有趣的一部书。但黄裳对我的所言不置可否，后来我看到略显疲态，于是向他告辞而出。
转天一早，我前往上海藏书家瞿永发先生的府上，瞿先生主要藏旧书，但也有一些线装书。我在他的书桌上恰好看到了一部线装本的《瑞芍刊诗钞卷四》，此书存十一册，瞿兄称多年前以10元所购得，为同治刻本，连史纸本，衬订一册，卷首钤“黄裳藏本”、“上海图书馆藏”，卷尾有黄裳跋语四行如下：“此许乃谷集，传本甚稀，初印明丽，甚可珍重。余与张绣虎《白云集》朱宁臣《鹤州残稿》朱可之《予斋集》，同收于来青阁。皆来自湖上者也。残秋萧瑟，人事栗六，心境大劣，得此乃一破颜。丁酉九月廿二日黄裳记”，钤白朱文方印“黄裳”。
黄裳藏《知本堂读杜诗》二十四卷 康熙间汪氏刊本 黄裳题记
黄裳藏《知本堂读杜诗》二十四卷 康熙间汪氏刊本 卷首
黄裳藏《知本堂读杜诗》二十四卷 康熙间汪氏刊本 批校
这段跋语乃是典型的“新黄跋”，只谈书之漂亮以及得书经过，同时也谈及书写此跋时的心境。然而瞿永发却告诉我，1957年7月黄裳被打成右派，而他写此跋时距被打为右派仅两个月。故跋中后面的几句话，谈到了他那一刻的心境，但是经历这样的来历，黄裳依然翻阅线装书，还书写跋语，可见他对书之爱是何等之深刻。甚至可以说，古书是他在那特殊的历史年代最主要的精神依托。
我在瞿府上还看到了一批关于黄裳买书的揭发材料，瞿先生说这是七十年代康生派人收集黄裳买卖古书的调查证据。我大约翻阅一过，约有近百份，基本都写自1970年。那个时代买卖旧书也成为了罪证，而很多人被裹挟其中，被迫揭发黄裳先生的“罪行”。但是，这批材料中也有其他的重要资料。我在这里看到一份黄裳所辑《天一阁一九一四失书目》，此目虽是横格纸，但黄裳却是竖写，约有百十页，并且上面有铅笔批注，当时未曾细阅铅笔批注的内容。黄裳先生也得到了少量天一阁失散之书，不知道上面所批者是否乃是所藏的辑录。
2005年12月初，我又前往上海参加古籍拍卖，同时去拜见黄裳先生，这次他又给我拿出十几部线装书来观看。然其所出示之书均与半年前所见完全不同，我感叹于老先生记忆力之佳，当然也有可能他有日记记载。然而朋友来我的书斋 看书，我只是随意拿一些书来翻阅，完全不会记下来给哪些人看过哪些书。若老先生果真记录日记的话，可见其做事之缜密。
此次所看之书，其中有元刻本《宋史》残本一册，内容是《东坡传》，黄裳称：“我曾拿着此书到北图给赵万里看，赵未应声，转身从架子上拿下三本同样者，我本来向其称此书如何稀见，此时则无话说了。赵的眼力的确高，我曾给他拿去一本残册，赵马上说出此书之名。”我又告诉老先生说：嘉泰拍卖公司有一本《罗裙草》，听说您想得之。黄称：“确有此事，这些词书原是徐乃昌旧藏，徐过世后书大部分归了林葆恒，字子有，林去逝后，其藏词集我买到不少，其中有一天施蛰存先到了书店，而将此书买走，我很想得到，你看这些字就是林子有写的。”
当时黄裳还托我去买《冀淑英文集》，他问到我冀淑英是得什么病去世的，而后告诉我：“五十年代我到北图，赵领来一小姑娘，称：她跟着我学习版本。当时觉得这小姑娘学版本很有趣。”他当时还向我了解国内藏书情况，并且劝我将这些记录下来，今后是很重要的史料。那时我正在各地寻访古代藏书楼，黄裳认为记录下当代藏书家的故事要比写古代书楼更有价值，而其所言给我以启发。
2006年6月，陈子善先生在上海华东师大举办了“黄裳散文及中国文化研讨会”，而我也应邀前往。在此会上看到了不少熟识的朋友，同时也见到了一些老先生，黄宗江、李济生等老先生发言十分有趣，而谢蔚明则拿出了一大摞黄裳在三十多年来写给他的信，他说今天见到黄裳会将这些信送还给本人，以便搞研究用。谢蔚明又在会上跟黄宗江争论起来黄裳笔名的来由，邵燕祥先生则以严谨而富有哲理的语言讲述了黄裳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当时黄裳先生并未在场，事后他笑称这是批判会，他不会前来接受批斗。当晚，我去赴朋友的另外之约后，听说黄裳先生还是来参加了为此会举办的晚宴。
遗憾的是，这场会上少有人从藏书角度来解析黄裳对于现当代藏书史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从近三十年的拍卖市场看，凡是带黄裳跋语之书，无论长短都能卖出很好的价钱。黄永年先生的书大多钤有藏印，带跋语者则极其稀见。当时在南京搞古籍拍卖的付国君告诉我，他认识的一位大买家专门买带黄裳跋语之书，此人认定带黄裳跋的书今后很可能像黄丕烈跋本那样被视之为“新黄跋”。不知道是否也有人跟他有着同样的价值判断，但经过这些人的争抢，使得带有黄裳跋语之书均能以高价成交。
人们喜欢黄裳所跋之书的原因，一是文字耐读，二者则因为字迹漂亮。但黄裳晚年所书之跋跟早期字迹有一定的区别，我曾跟黄裳直言，有人说这些跋语乃是出于其夫人小燕所书。黄裳说是这样，我问他如何区别，他告诉我说，写得漂亮的就是小燕写的。然市面上所见带有黄裳跋语之书，若按这个标准来看，绝大多数都是小燕所写。然而在2011年中旬，我前往陆灏府上看书时，陆兄给我出示了一册他手抄的词集，然此书上钤有多方黄裳藏印，陆兄告诉我，他在黄裳家看到此词集十分喜欢，于是拿回来抄写，陆续抄了半年才抄完。而后他又拿回黄裳家钤上了这些印章，可见陆兄跟老先生十分熟悉，于是我又跟他聊到了黄裳跋语有不少是小燕所书之事。然未曾想，陆兄告诉我，其实小燕根本没有替黄裳写过书跋，那些书跋原本都是黄裳自书。这句话令我有些吃惊，因为我在一些跋语上确实看到落款为“黄裳撰，小燕书”。但陆灏却跟我说，这只是为了让文章有红袖添香的味道，是文人常玩的游戏，我太认实了。
不管怎样，带黄裳跋语之书至今依然受到买家的追捧，但是黄裳却对当代藏书家在拍场上的争买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一带藏书家大多水平较低，他曾经给我在来信中说“今天拍场上的买主，程度太浅，连幼稚园都不够。”似乎他在信中还问到我的藏书状况，于是我在回信中列举了一些自认为得意之本，黄裳却在以后的回信中跟我直言，认为我的藏书也没什么能让他看上眼的。我当然不好向他解释自己并没有完全秉持他的藏书观，只是跟老先生说余生也晚，没赶上书源丰富的好时代，所以能够收到这些藏本，只能作敝帚自珍状。
黄裳到了晚年仍然对藏书痴心不改，他多次托我在拍场上买书，有时给出的价钱远超我的心理价位。比如2008年中安太平拍卖公司上拍了一函六册的《十竹斋印谱》，此书底价六千元，黄裳让我替他拿下，我问他限价，他说到七八万元也可以。然而我收到老先生的这封信时这场拍卖已经结束了，而成交价远不足他的上限，于是只好给他回信告诉他这个遗憾。但过了一段，我跟他通电话时，他又问到我《十竹斋印谱》是否替他买到了，我只好再向他解释一番，看来老先生也有一时疏忽的时候。
然而在此前，黄裳先生有一度对我很不满，这是因为他曾自费出版，做了一百本特装本的《珠还记幸》，并且此书只送朋友而不售卖。这个消息传播开来，很多爱书人都希望得其一册，而北京有位藏家也想得之，于是我去信给黄裳先生，美言这位朋友如何崇拜他，同时也希望能得到赠书之一。黄裳果真拿出一册让我转送给这位朋友，但后来因为朋友的朋友跟黄裳打笔仗而惹得老先生十分生气，以至于怪罪我为什么引见这样的人给他赠书。为此事，我写了多封信予以解释，但后来我跟他的通信就稀落了下来，看来老先生并没有从心里原谅我的疏忽。我想象着他的日记中不知道在怎样的骂我。
也许是因为黄裳乃是记者出身，因此他特别能写，改革开放之后他出了多种书，并且还出了六卷本的《黄裳文集》。到了2011年，黄裳以92岁高龄仍然在《收获》杂志上开辟《来燕榭书跋》专栏。这真可谓老当益壮。
黄裳追思会现场
追思会的参会者
2012年9月初我在美国东部办事，接到了数位朋友的电话及短信，均是转告我黄裳去世的消息。我跟老先生交往的近几年比以往要差，但今闻其去世的消息，仍然是感到震惊，去电陆灏兄告其自己在国外，他的追悼会我赶不及了，但我可以请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给容家发唁电，陆兄称直接发给黄裳女儿即可。陆兄同时告诉我，一个月后将办黄裳追思会，希望我能来参加。我说自己肯定会去。
黄裳故居所在的院门
此院门口的标志——加油站
小区院景
2012年10月9日，陆灏先生在上海图书公司组织了一场黄裳先生追思会，我应邀前去参加此会，为此写了篇悼念文。然而杨成凯先生却因身体原因不能前往参加此会，他也写了篇怀念文章，杨先生命我在会上宣读此文。然而因为与会者太多，故陆灏只能限定每人的发言时间，为此我只宣读了杨先生之文，而我的文章未曾读出。
黄裳故居在此楼内
楼门入口
在这场追思会上，我得以再次见到黄裳的女儿容仪女史，我跟容仪讲自己几次前往其府上，都未曾拍照其父亲的书房，而其父亲乃当代著名的藏书家，我准备写一部书房之文，故提出前往府上拍照。容仪答应了我的要求，故转天下午，我再次来到了黄裳先生的家。
一楼情形
拾梯而上
客厅
沈尹默的书法作品
来燕榭在上海市徐汇区陕西南路153号，转天下午赶到此处，在楼下打电话给容仪，她告诉我楼门的密码，我径自来到三楼家中。将客厅里的景色径直拍照一番，有一年多未到黄府，感觉室内的摆设略有变化，沙发掉了头，摆放到了临窗的一面，窗台上还摆着几盆绿植，墙上仍然挂着沈尹默的条幅，条幅下面的单人沙发上却多了两个紫色条纹的靠枕，以前似乎没有注意到，墙角的木桌上还多了一台打印机，两个书橱内的书，其中一个是线装，因为是侧摆没有书签，但从颜色看应当是清刻本，而另一橱里也是横摆着一些平装本，总体感觉变化不大，但感觉到客厅空阔了很多，也有可能是人不在了，这个客厅就像缺少了灵魂。
下了楼来，沿着楼梯慢慢走，以前从未注意过这里的楼梯也是水刷石所制，铁木结构的栏杆，保护的也很完整，前几年我就看到黄裳先生身体还算不错，唯一的变化是走路脚抬不起来，始终两只脚蹭着地板前行，我真不知道他怎样下这个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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