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5月，英王陳玉成、忠王李秀成、輔王楊輔清、侍王李世賢、定南主將黃文金等聚集十餘萬兵馬，採取“圍魏救趙”之計，第二次摧毀“江南大營”，欽差大臣和春自縊而死，江南提督張國樑落水而亡。此戰後，南方八旗、綠營這兩支正規軍不再具備戰鬥力，咸豐皇帝只好冒著讓漢族地主勢力做大之危險，授予曾國藩兩江總督職務，並節制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等四省軍政事務。如此一來，湘軍成為撲滅太平天國之絕對主力，從“炮灰”逆襲成功。這就有意思了，清朝當時還有號稱八旗第一名將的僧格林沁，此人曾全殲2萬精銳北伐軍，麾下數萬蒙古鐵騎驍勇無敵，不輸成吉思汗時代之鐵騎。既然如此，為何“江南大營”第二次被摧毀後，清朝不讓僧格林沁南下督師，取代曾國藩，奪取攻克金陵之首功呢？
01.八旗馬隊駐防京畿，抵禦英法聯軍，無法南下
入關後不久，滿洲八旗、漢軍八旗等很快就衰落，但蒙古八旗則不一樣，依然保持頑強之戰鬥力，是清朝得以延續之軍事支柱。1853年5月，林鳳祥、李開芳、吉文元等率2萬精銳老兵北伐，所向披靡，橫行中原。結果，僧格林沁率2萬餘蒙古、東三省馬隊將其全殲，一戰成名。可以說，此時蒙古八旗還是勁旅，是一支不可忽視之戰鬥力量。但是，僧格林沁也很無奈。此時，英法聯軍在天津大沽口發動炮戰，準備進攻北京，八旗馬隊主力全部集結京畿周圍，準備迎戰即將登陸的聯軍，保衛帝都安全。此外，沙俄在北方蠢蠢欲動，試圖奪取遠東，關外八旗也難以調動。就在“江南大營”被摧毀後4個月，僧格林沁集中3萬蒙古騎兵與英法聯軍在通州八里橋展開血戰。由於武器代差懸殊，馬隊雖英勇，但損失非常大，已傷及元氣。
02.北方“捻軍”活躍，縱橫中原，八旗離不開
八里橋戰敗後不久，北京陷落，咸豐無奈之下與英法簽訂《北京條約》，屈辱地結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此時，蒙古八旗馬隊經過一年多休整，僧格林沁也官復原職，清朝京畿一帶暫時安定。按理說，此時八旗應該可以南下，再次組建“江北大營”、“江南大營”，繼續圍困天京，讓曾國藩“湘軍”繼續充當“炮灰”，在長江中游與太平軍精銳軍團廝殺。不過，此時清朝又遇到新的麻煩，即是“大漢盟主”張樂行、龔德樹、任化邦等聚集20餘萬“捻軍”再次起義，縱橫中原各地，擊殺貪官汙吏，劫掠官銀。勝保呢？不主動“剿捻”，而是養寇自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致使起義軍規模不斷壯大。如此一來，清朝只能讓僧格林沁督師中原，節制北方清軍，在平原上追殺“捻軍”，保護心臟地帶安全。所以，當時就有“北僧王，南曾公”之說，各自負責相應戰區。
03.南方多水鄉，八旗缺乏水師戰船，難以有作為
“捻軍”大多采取流寇戰術，又沒明確奮鬥目標，在僧格林沁一頓猛打之下，損失慘重，張樂行一家都被凌遲處死。此時，八旗馬隊大可渡過淮河，進入安徽省腹地，取代正在此處活躍的湘軍。馬隊善戰不假，但未必適合南方水鄉作戰，因為他們缺少必要的武器——戰船。江南一帶，河流、湖泊、港汊縱橫交錯，遍佈各地，騎兵之衝擊力無法發揮，甚至連行動都有困難。清軍與太平軍交戰，主戰場就是長江中下游，水師之重要性可想而知。有了水師，就可以取得制江權，為陸軍提供掩護之同時，截斷對手糧道運輸線，達到困死敵軍之目的。湘軍能夠戰勝太平軍，水師之作用不容忽視，在某種程度上講，起到了關鍵性作用。湘軍是私人武裝，八旗想動用其“水師”，讓其協助作戰，基本不可能，因為彭玉麟、楊載福等不會聽從調遣，他們只服曾國藩一人。
04.八旗兵力有限，無法玩“堡壘”戰術，困死太平軍
拋開其他因素不談，八旗馬隊最大之缺點就是兵力缺少，蒙古八旗滿打滿算也就3萬餘人，想要撲滅號稱“百萬雄師”的太平軍，無異於痴人說夢。打仗，尤其是在河流、山地眾多的南方作戰，清朝一般都是讓漢族綠營兵充當主力，讓其與對手搞消耗戰，八旗最後“一錘定音”，摘取最後果實。如今，湘軍這支漢族“私人武裝”勢力不斷強大，具備了抗衡朝廷之資本，不再樂意聽從調遣；八旗想在南方作戰，只能靠自己親自操刀了。八旗善於野戰，機動性沒得說，可這對太平軍而言壓根沒用。道理很簡單，太平軍此時都堅守各大城池，裝備了不少洋槍洋炮，八旗若是強行攻城，只能白白送命。對此，曾國藩湘軍採取的策略是“堡壘”戰術，挖掘深壕、構築碉堡、建立柵欄，搞“圍點打援”，耗死對手。如此，自然需要眾多兵力，區區3萬八旗馬隊是玩不轉的。要知道，曾國藩及其隊友手中所掌握之兵馬，巔峰時代多達40萬，數量碾壓馬隊。
綜上所述，“江南大營”第二次被摧毀後，區區3萬八旗馬隊，先是防備英法聯軍之入侵，後則要剿滅“捻軍”，實在無力南下作戰。就算南下，區區3萬人也打不贏太平軍，只能“望城興嘆”，於事無補。所以，清朝只好冒著地方漢族勢力做大之危險，讓曾國藩節制四省軍務，出任兩江總督，充當撲滅太平天國運動之絕對主力，以此延續壽命。僧格林沁號稱八旗第一名將，作戰勇猛，但就是沒戲，無緣奪取攻克金陵之首功。
參考文獻：《太平天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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