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下午，經過連續60多天的奮戰，成都本土新冠確診患者全部清零。在這場成都抗疫戰中，成都市公共衛生臨床醫療中心站在了抗疫最前線，而它的醫務科也在每天十多個小時的連軸轉。疫情期間，記者到成都市公衛中心醫務科跟蹤採訪持續一週，對這個平時不太引人關注的部門進行了一番“解剖”。
“病毒這麼快就來了呀！”1月16日，當一名有發熱症狀的患者轉院到成都公衛中心時，醫務科負責人馮琛心裡咯噔了一下。自這一病例在成都公衛中心掛上“號”後，整個醫務科的人神經都是緊繃的。
從這一刻開始，這個平時“被隱藏”在眾多科室中的醫務科開始了持續60多天的高速運轉。運轉中，人們才發現，醫務科是關聯著整個醫院的神奇存在：質量、藥劑、信息、醫保、設備、質控、客服中心……把控著醫院的有序運行，為醫護人員保駕護航。
上午七點，馮琛和盧秋潔早早地來到辦公室戰鬥。
警報拉響
在第一例患者到醫院後，醫務科就火速把院內專家組織起來，制定院內的診斷方案，啟動應急隊員展開救治。馮琛特地通知了自己科室與醫院應急醫療隊，讓大家做好隨時戰鬥的準備。在醫務科與其他科室的配合下，院方做了一次針對呼吸道傳染病的應急演練，緊接著出臺了第一版新冠肺炎診療方案。
“做傳染病的人嗅覺就應該是靈敏的。”公衛中心院長劉德順說。
在第一例患者收治後，病人數量開始逐步增加，原來的一個病區已不夠用。解除隔離後的患者需要有專門治療基礎疾病的病區、治癒後前來複查的患者也需要有專門的病區，打電話的人著急，馮琛也著急，飯剛端在手裡，吃了兩口就去協調病區的事了。
好不容易把中醫藥科的人抽調到各科室支援，騰出一個病區，難題又來了。由於出院的病人要定期回來複查，醫務科需要馬上抽調人手，安排成立一個新的康復科。
“除了要考慮老中青的搭配外，各個可能涉及的專業都得配好，比如呼吸科、外科、感染、內科的醫生。”有著七年臨床經驗的醫務科成員盧秋潔說得簡潔明瞭。
不過聽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這得在對各科室情況瞭如指掌的基礎上，再作出綜合考慮。盧秋潔最先想到的就是抽調各科室的組長，再就是副高職稱醫生，這些還不能滿足時，再抽調普通醫生。
“留在後方的人壓力也很大，比如四個人倒一班，要照看幾十個病人。”盧秋潔說，一般科長要留下來維持科室正常運轉，疫情期間，除兒科外，每個科室還有60多號病人。
盧秋潔在通知各科室抽調人手時，剛開始心裡還有些忐忑，怕事情不好辦。沒想到聽到的卻是“別人都那麼情願，我們也要出份力。”
作為成都市三級甲等的傳染病醫院，成都市公衛中心一直肩負著30多種傳染病的診療工作。此次疫情來襲，這裡作為新冠肺炎定點收治醫療機構，更是成都近兩千萬人口的安全底線。“成都市70%以上的確診患者都在這裡接受治療。”馮琛說，“相比綜合醫院，專科醫院的常規工作的確少一些，但每當疫情來臨時，承受的壓力卻是雙重的。”
馮琛給自己立下的請戰書。
一天打300多個協調電話
這天上午九點左右，一陣清脆而急促的電話鈴聲突然響起。盧秋潔急忙拿起電話，“喂，我是……”
還沒有來得及介紹，電話那頭就連珠炮似地問起了有關新冠肺炎的防護知識。“你先不要慌，慢慢說。”電話這頭，盧秋潔囑咐對方要勤洗手、多通風，出門帶好口罩，有發熱現象及時就醫。
還沒來得及喝口水，盧秋潔又接起了下一個電話。“你是哪個門診的患者呢？肝病？結核？感染？肝病的電話你打錯了。你打感染門診的電話……”
像這樣的諮詢電話，醫務科每天要接幾十個。自從疫情爆發後，科室成員就自覺擔負起了這類電話服務，這也相當於為職能科室的醫務人員減輕了一些工作量。
盧秋潔一邊做著記錄一邊解釋說，“有想問政策的，有想問疫情的，都會打到我們這。”正是這樣的電話，讓醫務科從幕後走向臺前。
更為龐雜的一塊工作，是院內信息的收集與上報，這部分工作也是與公眾的相關性最強的。成都每日確診人數、新增確診人數、出院人數……疫情期間，成都人每日所接收到的疫情數據，皆出自這裡。
“八點鐘的數據好了沒？”“九點鐘的上報了嗎？”“十點的還需要再補充。”……一聽見馮琛的“連環奪命催”，緊盯著電腦屏幕表格的“90後”馮憲標又在一遍遍地仔細核對。
“數據要求精準，報送時間也卡得緊。”科室裡的老大姐鍾文說，疫情期間，省上、市上、區縣……不同口子的資料，都由醫務科來出。有些是要生命體徵的，有些是要病人輔助檢查內容、治療方案，有些是要院方醫療資源信息，還有些是要住址、密切接觸者的。
為了按時提供這些數據，科室六人常常一人負責一張表格的幾個部分，像是流水線作業一般，反反覆覆進入病歷系統找到病人病例和醫囑，將要用到的部分提取出來整合，從早上7點到凌晨，甚至一坐就是24小時，脖子一動也不動。
“系統裡實在沒有的數據，我們才會問醫生要。一般都是在病歷系統裡靜悄悄地看，儘量不去打擾一線醫務人員的工作。”科室成員凌坤說。
此外，大家還有很多臨時性的事務要處理，如緊急培訓、改造病房、患者救治、專家會診、病人轉院、人員調配等。馮琛說，“最忙的時候，一天要打300多個協調聯繫電話，後來手機直接打壞了，又換新的繼續打。”
“任何時間、地點，只要主城區有病人，我們就要馬上傳達指令，安排急診科人員出診。”馮琛說，最多的時候，一天接過8個病人。
平時看似瑣碎的出診，在疫情期間絕非易事。馮琛需要不斷電話協調，甚至現場調度，確保有限的負壓救護車安然出發。“每接送一次，負壓救護車必須要消毒一個半小時，加上車程不定，所以時間幾乎不可控。而病人入院時間常常在深夜甚至凌晨，大夥兒只能‘乾等’”。
按規定，疑似病例收治後，兩小時內必須組織多學科專家會診。這段時間內，盧秋潔必須從檢驗科主任處收集病人的各項檢查結果，再撰寫相關材料，然後把重症科、檢驗科、呼吸科等科室專家都組織到微信群裡，發送材料，組織討論。
以前全年下來也就幾十次的會診，在疫情期間已經達到100多次了。常常在深夜，一個電話打來，一張CT單發來，整個醫務科一秒就要進入工作狀態。
3月19日，經過連續60多天的奮戰，成都本土新冠確診患者全部清零。
永遠被需要的“扣分科”
曾經，在一些醫師眼裡，醫務科就是“找茬”的。長期以來承擔著醫院職能科室績效考評任務的醫務科被認為是“扣分專業戶”。
“總的來說，就是考核的內容繁多，獎勵的少，處罰的多。”盧秋潔頗為無奈地說。以處方開具為例，“如果醫師處方開具不合規，就會被扣分，扣績效。”
就是這樣一個容易得罪人的科室，在疫情期間卻成了最安撫人心之處。
由於與綜合性醫院相比，公衛中心的醫護配比並不充裕。加上開始對病毒的未知性，醫生的壓力很大，來自家庭家人的壓力也大。“疫情期間，整個醫務團隊裡出現焦慮、抑鬱的人不在少數。”盧秋潔說。考慮到這些情況，在收治新冠患者第11天時，醫務科牽頭髮出了關愛醫務人員的倡議。
那段時間，馮琛專門把成都市第四人民醫院心理專科的醫生接來，為大家進行心理疏導。有時候一次性就來一車人，一天要來好幾次。
一名診療結束後的心理醫師說，“診療的時候，有的人放聲大哭，有時候聽他們傾述，我也會流淚。但我願意做他們的‘樹洞’，鼓勵他們先從情緒中跳出來，把注意力從情緒轉移到行動中來。”
“醫護人員也是人，不是神。我們能做的，就是想盡可能幫助他們減輕壓力。”馮琛說。
為幫助一線醫務人員解除“內憂”，安撫患者心靈，讓患者能積極配合治療，醫務科常常需要到病區協調解決各種醫患問題。
“成都冬天太溼冷了，疫情沒那麼嚴重性，怎麼就必須得隔離治療了？”在1月下旬，有位北方患者來到醫院隔離時，感到無法適應，於是患者家屬一直在投訴。
這時候醫事法律出身的馮琛出動了。在病區，馮琛拉著對方的手，細細地擺事實、講道理，這才解開了患者家屬的心結。
一些病人隔離久了難免會產生厭煩情緒。無處發洩心中的情緒，有的患者就跟醫務科反映“床太硬”“菜飯不合胃口”。還有些病人家屬等得不耐煩了，乾脆打了市長熱線，投訴“為啥病人治療了這麼久還沒治好？”後來醫務科調查才發現，這位高齡患者的基礎疾病很重，身體恢復得本來就慢。在治療的過程中，醫生護士一直在盡心盡責地照顧著。
還有家屬打了市長熱線投訴後，問題一級一級的轉下來，當醫務科接到該投訴時，患者早已經出院了。
“其實挺矛盾的。實際上，這時候已經沒有需要處理的問題了。但我們還是要多方瞭解情況，把事情真相還原出來，給對方準確的答覆。”37歲的醫務科成員何川說，“可能是疫情期間，大家都比較敏感，這都可以理解。面對這樣的病人和家屬，我們得想法子為他們解開心結。這也是為一線醫護人員減輕職業壓力。”
疫情來臨時，儘管醫務科也面臨著各種挑戰和困難，但它作為公眾的“信息員”、一線醫務人員的“保障員”將永遠被需要。
馮琛最大的願望則是，希望各方能更加理解醫務工作者和醫務科，而不僅僅在抗擊疫情的特殊時期才如此。
視覺 / 了了
審核 / 李天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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