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本錢穆先生的小書《中國曆代政治得失》。
這本書算是錢穆先生比較普及的一本書，版本也比較多，我讀的這本書是三聯出版社出版的。
在剛剛開始讀這本書的時候，我就覺得那個很多大師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這個共同點就是中國氣派，世界眼光。梁啟超是這樣，王國維是這樣，梁思成是這樣，錢穆也是這樣，他們雖然是在討論中國的文學、中國的建築、中國的政治，但都具有中西對比的能力。在這種宏大的視野之下，一方面可以讓人感覺比較視野開闊，另外可以讓人覺得比較信服。
這本書只有161頁，一本161頁的書，要談清楚中國曆代政治得失這麼大的話題是一件很難駕馭的事情，按照今天的標準很容易寫成幾十萬甚至於上百萬字的書，如果寫成這樣的規模，那一定是事無鉅細地羅列很多資料。但大師就是大師，舉重若輕，提綱挈領地選取了漢唐宋明清五個朝代，每個朝代又從政府組織、人才選拔制度，賦稅制度和兵役制度四個最主要的方面來寫。
在政府組織方面涉及到皇權與相權的鬥爭，漢代只有一個宰相，而唐代則把相權劃分為了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三個部分，宰相負責行政權，而檢察權則屬於御史大夫。
在人才選拔涉及到從察舉制到科舉制的演進；在賦稅制度上在寫的時候，從唐代的租庸調製，到兩稅法，到明代的管戶口的黃冊、管土地的魚鱗冊，以及收賦稅的一條鞭法均言簡意賅地涉及到了。寫兵役都義務兵役制到府兵制度到禁軍廂制度，到衛所制度，再到八旗制度。
在寫的時候，相互關聯，前後對比，既講優點，也講缺點，得出的結論比較地公正。
比如談論宋代政治的時候說：北宋諸皇帝，雖然君權上升，相權下降，但相對而言無暴虐、無專擅，又有優待知識分子，不許誅戮朝官，所以宋代制度不在於專與暴，而在於散與弱。消極防禦導致了後來的被動挨打，矯枉過正，強幹弱枝，將兵兩兩不相知，雖然防止了軍人造反，但導致了戰鬥力極差，地方部隊毫不管用，卻還得養著，虧了文治做的不錯，內部沒有什麼大問題。
清代則因為部族政權的私心，導致了只有法術，沒有制度。比如密報、上諭，嚴禁民間知識分子討論政治。在各地縣學中都有一個明倫堂，每個明倫堂中一塊躺著的石碑。上面刻著幾個禁令，第一，生員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結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金聖嘆就是因為觸犯了臥碑令而被殺的。又比如再小的小官，皇帝也要見，表示，你不見到皇帝的面，再小的官，你也休想做。八旗兵與綠營兵是有鮮明的待遇差別的，各省的總督巡撫這些封疆大吏，原則上也是隻要滿族人的。漢族做到總督巡撫的，有，但很少。做到大將軍的，只有一個嶽鍾麒。到了太平天國，才讓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這些人掌握了兵權。甲午戰爭前後，又大量啟用了滿人。另外在東三省還劃定了禁地，不準漢人出關。直到光緒末年，河北山東人才可到關外去。臺灣也劃為禁地，因為不好管理。漢族接近蒙古人的地方也劃一個禁地，這樣就能讓漢族和蒙古人的交往減少到最低。新疆也劃為禁地，因為那個地方土壤肥沃，希望將來滿人可以自己去。左宗棠平定回亂之後，才允許漢人前往。所以這些制度都是有私心的，私心就是擔心關外入主中原，心中總是提防著漢人。
這本書雖然簡略，但有些小的地方很能看出國學的非凡功力。對歷史資料掌握非常嫻熟，解釋起來又通俗易懂。因為很多人寫得文章要麼是大篇幅的引用原文，陷入資料堆砌的泥沼中，有的人議論起來又過於空虛，沒有任何史料或資料作為佐證，只是一種泛泛而談。
比如對宰相名稱來歷的介紹。
為什麼叫宰相呢？在封建時代，貴族家庭最重要事在祭祀。祭祀時最重要事在宰殺牲牛。象徵這一意義，當時天子諸侯乃至一切貴族公卿管家的都稱宰。
比如解釋了什麼是塗歸。塗歸又叫封駁、封還、駁還，唐代的門下省如果反對皇帝和中書省的詔書，就可以將原來的詔書批註後送還。這裡可見，我們所說的專制這個帽子，不能一股腦兒全部都扣在以前的朝代的中。與此相關的一個詞兒叫斜封墨敕。唐代有不經過中書省和門下省而下的命令。唐中宗覺得不經過中書省和門下省直接下命令覺得不好意思，有些心怯，自己覺得難為情，所以他裝置詔敕的封袋，不敢照正常的樣式來封發，該用斜封。所書的敕字，也不敢用硃筆，而該用墨筆。這種樣式就表示這項命令沒有經過中書省和門下省兩省，但要下行機關馬虎承認。在當時，大家認為這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因此在歷史上傳下來。當時唐中宗所封的官，人們稱為斜封官，因為沒有經過正式的敕封手續而為一般人所看不起。
又比如介紹了《唐六典》這本書。記載尚書省六部的組織，吏戶禮兵刑工的組織，用人，職務分配等。是《周禮》以來政治理想的制度化，在嚴密的客觀記載背後，可以當成理論的和思想的書看。
再比如介紹唐代的租庸調製。族是配給百姓以耕種的田地，年老時仍繳還給政府。租額為四十稅一，比漢代的三十稅一還要低。庸就是勞役，是百姓對國家的義務勞役。每人每年二十天，比漢代的三十天也減輕了。調，指的是土產貢品，大體上只徵收絲麻織品。孟子所講有三徵，一是粟米，二是布帛，三是力役，租庸調製大概是對應的。而兩稅法不在於夏天秋天收兩次稅，而在於允許了田地的自由兼併，也改變了歷來量入為出的基本精神，變成了硬性的攤派，導致了窮鄉更窮，富鄉更富，造成了貧富的兩極分化。又因為不收糧食收貨幣，從而導致了商人上下其手。唐代的租庸調製的本義是允許上層變富，但不允許下層變窮；漢代則是不允許上層變富，尤其是商人階層不允許變富，但下面的百姓並不管是否變窮。
至於府兵制度就更有意思，想出這個辦法的人是個很聰明的人。在租庸調製的前提下，他們在全國戶口的經濟情況摸清楚，然後細細地分成九等。下三等，沒有資格當兵。然後從上等和中等中，由願意當兵的人報名，政府挑選，才能正式當兵。經濟利益是可以把當兵一家人的租庸調都給免了。其餘的，完全沒有軍餉，自己還要去置辦一套裝備。農閒之餘，就進行軍事訓練。承擔的義務就是服兵役。如果立了戰功就有其餘武將類的獎賞。這樣國家實際上擺脫了巨大的軍費負擔。但到了後來因為鬆懈、懶散諸多人事上的懈怠，導致了府兵制度的垮臺。唐政府找不到自己的兵源，就僱傭外國人，於是邊疆上都變成了外國兵，也是最後導致安史之亂的一個原因。
該書除了解釋這樣的制度或名詞，還把一些事情的流變解釋得很清楚。
比如大名鼎鼎的鹽鐵專賣政策，我們一般都認為是國營專賣，但該書告訴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農田的稅收佔國家的大多數，歸入國家所有，由大司農來管；山林池澤的收入佔少數，歸皇帝所用，屬於少府管。後來，國家通西域，討匈奴，軍費花了很多錢，大司農那邊的錢用光了，漢武帝就把皇室的錢拿出來用。還不夠，於是命令地方上的有錢人，鹽鐵商人捐錢。可是這些人哪裡肯捐錢啊，就像魯迅先生筆下的豆腐西施說的那樣，越有錢，越會過，吝嗇得厲害。漢武帝想，你們的錢是從哪裡來的呢？還不是我把山海池澤讓你們經營，你們煮海冶鐵才有了錢，現在我都把皇室的收入捐出來了，你們為什麼不捐？既然如此，一切農田之外的山海池澤都收歸國有，讓我來經營吧。這就是鹽鐵專賣制度。
又比如唐代藩鎮割據的形成。藩鎮割據源於漢代的刺史，唐代名為巡察史，其本意是一名御史，但常駐紮邊疆之後，全權支配地方，於是就形成了節度使。軍權、財權、人事權全部歸節度使掌握，由此形成了藩鎮。後來邊疆節度使總是提拔武人，於是形成了軍人割據。本意為了中央集權，卻成了尾大不掉。東漢末年的州牧就是這樣，唐代又重蹈覆轍。安史之亂，即由此產生。簡單說來就是，本來想加強中央集權，於是中央指派大吏到地方去，剝奪地方官的職權。結果反而由中央派去的全權大吏在剝奪地方職權後，回到來反抗中央，最後導致了唐朝的滅亡。
又比如明代廢除宰相之後，內閣職權的演變和宦官掌握權力的過程，雖然是粗線條描述，但看後自然能明瞭其中緣由。
在論及漢代書籍的重要性的時候，錢穆先生做了如下論述：
學問與書本，卻變成了一種變相的資本。所以說，黃金滿籯，不如遺子一經。這便是一本書的資本價值，勝過了一籮黃金的資本價值了。因此當時一個讀書家庭，很容易變成一個做官家庭，而同時便是有錢有勢的家庭。當時有所謂世家二千石的。只要家庭裡有一個人做到二千石的官，他當一郡太守，便可有權察舉。他若連做了幾郡的太守，他便是足跡遍天下，各地方經他察舉的，便是他的門生故吏，將來在政治上得意，至少對他原來的舉主，要報些私恩若有人來到他的郡裡當太守，必然也會察舉他的後人。因此察舉過人的子孫，便有易於被人察舉的可能了。上面說過，漢代選舉，是分郡額的，每郡只有幾個額，於是卻永遠落在幾個家庭裡。如是則每一郡必有幾個像樣的家庭，這便造成了將來之所謂士族門第，也便是士族門第必然帶有郡望之來歷了。
又比如在談科舉制的弊端時，說全國知識分子，求官者多，得官者少，政府無法安排，只好擴大政府的組織範圍。只鼓舞人們稱為大學者，做大官，卻不獎勵人們稱為大商人，發大財。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不僅是藥不對病，而且是症上加症。若要解決中國社會的積弊，則當使知識分子不再集中到政治一途。否則讀書人就會稱為政治脂肪。
錢穆先生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更重要的是充滿一種對歷史的同情感。同情這個詞兒，我借用了陳寅恪先生的話。這裡所謂的同情不是可憐的意思，而是設身處地地為當時人著想。就是能穿越到古人的時代，能用他們的眼光來看問題。雖然古人已經作古了，我們無論如何批判他們，他們也不會從棺材裡跳出來反駁，但事實就在那裡，你承認也罷，不承認也罷，它就在那裡。借用老杜的一句詩，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如果我們自大、自狂到肆意評論，那麼就會出更大的問題。只有客觀、冷靜地分析當時的來龍去脈，才能得到一些有益的歷史經驗和智慧。
錢先生在書中一直在強調製度是不斷變化的觀念。一開始再好的制度，也會慢慢變壞。無論哪種，都是如此。所以錢先生在序中說：就歷史經驗論，任何一制度，絕不能有利而無弊。任何一制度，亦絕不能歷久而不變。
這本書適合稍微有點歷史背景知識和對歷史感興趣的人來讀，如果完全沒有相關背景知識，則其中的一些名詞和制度的學習，則會成為了解中國歷史入門的鑰匙。
錢穆先生的人生起點是從小學老師開始的，繼而是中學教師，大學教師，再通過自我的閱讀和修為成為婦孺皆知的國學大師，本身就是一部很勵志的個人奮鬥史，可以激勵更多無數正在奮鬥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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