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利瑪竇悟到這樣一個道理：借中國的士大夫來征服民眾，借歐洲科學來征服士大夫。
耶穌會是天主教的一支，成立於 1540 年，首任總會長是西班牙貴族出身的羅耀拉，旨在維護教皇權威，反對宗教改革，因此後來還曾受到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等人的批評。耶穌會的組織較為嚴密，紀律較嚴，勇於開拓國外傳教士事業，曾向亞洲、非洲和美洲派出了一批又一批傳教士。
利瑪竇不是第一個進入中國的耶穌會士。早在 1552 年，耶穌會傳教士方濟各· 沙勿略就抵達了廣東海域的上川島，拉開了天主教在華傳教事業的序幕。不過沙勿略 本人最終沒能深入中國內地。
利瑪竇（1552—1610年），號西泰，又號清泰、西江，1552年出生在意大利的山城馬切拉塔（Macerata），1582年他到達澳門，並且在次年進入廣東，從此在中國住了二十七年，直至去世。
直到 1583 年，羅明堅和利瑪竇才成功進入中國內地。從 1583年到 1589 年，利瑪竇在肇慶居住了六年，發展了大約八十名天主教徒，然後轉到韶州。在1592 年，利瑪竇曾經回到澳門，謁見範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
範禮安在耶穌會中國傳教策略上是一個很值得記住的人物。早在1578 年，耶穌會士進入中國頻頻受阻的時候，範禮安就在給耶穌會總會長的信中提出了在中國傳教的
“適應策略”。他說：“進入中國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調整我們的策略，採取一種與迄今為止我們在其他國家完全不同的方法。”耶穌會在印度和日本的做法，是在傳教的同時極力推行葡萄牙化，要求信仰天主教的人改穿葡萄牙人的服飾，取一個葡萄牙人的姓名，遵循葡萄牙人的風俗習慣。
耶穌會在日本獲得成功
範禮安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幾個世紀培植起來的士人階層，是不會允許一種全新的觀念來危及他們的地位的。範禮安的“文化適應”策略，就是要尊重中國人的文化。羅明堅與利瑪竇，是這一“文化適應”策略忠實不移的執行者，從抵達澳門的那一刻起，他們就開始刻苦學習中國的文字和語言。不久利瑪竇改變了自己的服飾，換上了中國士大夫們的儒衣。
尊重中國的風俗習慣與傳統的倫理道德，也是耶穌會士傳教“適應策略”的一部分。利瑪竇自己說：“來到這裡，不論衣服還是鞋子都穿中國樣式的，說話、喝水、吃飯以及一切生活，都依照中國的風俗習慣。”他甚至還依照中國士人的習慣，給自己取了一個號，叫作“西泰”。
在中國生活多年之後，利瑪竇深知，傳教必須取得士大夫階層的支持。如果可能，得到皇帝的允許將對天主教的傳播有莫大的益處。這也是遠在歐洲的耶穌會總會所希望看到的。因此，利瑪竇渴望能進入明朝中國的政治中心北京。
援朝抗倭戰爭（1592—1598年），萬曆三大徵之一
萬曆二十八年（ 1600 年）的北京之行，已經是利瑪竇第二次來北京了。兩年之前，他曾經來過北京，在一位官員朋友家住了幾天。因為當時明朝正在進行援朝抗倭的戰爭，朋友不敢在這種政治形勢下過久地收留他這個外國人，所以他只得回到南京。
不過，這一次，利瑪竇可以說是奉皇帝之命到達的京城，因為據說萬曆皇帝想要看一看這位歐洲人給他帶來了什麼樣的禮物！到達臨清的時候，稅監馬堂拘押了利瑪竇，並將他關在天津將近半年。直到第二年一月，萬曆皇帝要求將利瑪竇及其禮品送到京城的聖旨才下來。這樣，
利瑪竇在太監的陪同下“奉旨”入京了。利瑪竇進入北京城，依靠的不是宣講式的傳教方式，而是通過與中國士大夫們的結交才得以達成的。正因為此，一位歷史學家（A.Reville）說，利瑪竇是“用一種世俗的處世方法”來實現宗教傳播的目標。
儘管朝廷中有些大臣向皇帝建議，要求傳教士離開北京回到廣東，但是，靠著士大夫朋友們的周旋，利瑪竇等人最終得到皇帝的允許，在北京城紮下了根。
天主教宣武門教堂,俗稱"南堂",坐落於前門西大街141號
最初，利瑪竇住在明朝政府用以招待外國使節的四夷館之中。到萬曆三十三年（1605 年），他獲准在宣武門內建造一所教堂，即今天北京的天主教南堂。然
而，在北京十年，利瑪竇從未見過皇帝。利瑪竇曾經與各國使臣一道，來到宮中準備接受皇帝的召見，結果只是大家一齊對著皇帝的寶座行禮而已，因為深居宮中的萬曆皇帝對於接見外國人沒有興趣！
此後，利瑪竇在北京的十年過得非常忙碌。他努力在京城建立一個由高層士人組成的圈子。據他的助手熊三拔說，利瑪竇從早到晚忙著接見客人，有時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
利瑪竇充分發揮自己的社交才能，從韶州到南昌，從南昌到南京，再到北京，儒衣儒冠的利瑪竇結交了各式各樣的中國士大夫。其中，有被稱作中國天主教
三大柱石的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有王弘誨、祝世祿、曹於汴、馮應京等朝廷高官，還有以醫術見長的王肯堂、以刊印《程氏墨苑》而聞名的程大約，以及被視為異端而入獄最後自殺的思想家李贄等。
李贄（1527—1602年），福建泉州人，字宏甫，號卓吾，別號溫陵居士、百泉居士等，明代思想家，泰州學派的一代宗師。他破天荒收受女學生，在社會價值導向方面，批判重農抑商，揚商賈功績，倡導功利價值，一生充滿著對傳統和歷史的重新考慮。
首先，利瑪竇清楚，要向中國人傳播基督教的文化，必須理解中國文化。從一字不識開始，利瑪竇潛心於中國文化，據說他“能盡通經史之說”。
其次，利瑪竇認為，必須以精英人士為目標。衣著儒衣、結交儒士，博取明代士大夫的好感，是爭取精英人士信任的最根本的前提。耶穌會士反對偶像崇拜，因而反對佛教與道教，但卻認為祭拜孔子和祖先是合適的。
東林黨人天啟二年（1622年）在京城創辦的首善書院，都緊鄰著宣武門內的天主教南堂。"首善義學"經過大規模的修繕擴建，改名金臺書院。
甚至，利瑪竇宣揚基督教的書籍所述說的道理也似乎與中國的道德主張相似。著名的東林黨人鄒元標就說，像利瑪竇等人所講的學術，“與吾國聖人語不異”。向中國傳統的妥協，換取了中國士大夫的信任。晚明代表著儒家正義的東林黨人，跟耶穌會士來往就很密切。這種中國士大夫對基督教的誤讀，正表明在華耶穌會士傳教策略的成功。
第三，利瑪竇認為要藉助科學知識的手段。他曾經說：“傳道必先獲華人之尊敬”，“最善之法莫若漸以學術收攬人心” 。在中國多年後，利瑪竇悟到這樣一個道理：借中國的士大夫來征服民眾，借歐洲科學來征服士大夫。
利瑪竇深知，要爭取中國的精英人士，就應該努力學習古典文化，同時要迎合士大夫階層人士的趣味，滿足他們在曆法、天文、數學、地理和工藝方面的興趣。他早期所接受的自然科學的訓練，在中國派上了巨大的用場。
利瑪竇墓
萬曆三十八年（ 1610 年），利瑪竇病逝於北京。一個月後，在李之藻的請求下，萬曆皇帝賜予了利瑪竇一塊墓地，位於北京城西的平則門外，即今天的阜成門外。據說，在利瑪竇死時，北京的天主教徒人數已經達到了四百多人，而全國的天主教徒人數達到兩千多人。
單純從數字上看，二十幾年的傳教歷程所收穫的成果似乎並不豐厚。然而，考慮到天主教主要是在中國的知識階層中擴散的，這個數字就代表著相當的成功了。在明朝末年，人們稱天主教為“利氏之教”或“利氏學”，而把耶穌會傳教士稱為“利氏之徒”，清楚地表明瞭利瑪竇在耶穌會中國傳教歷史上的地位。
卜憲群 總撰稿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撰稿
華夏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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