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節來臨，我們需要對這個節日及其含義，做一次文化考古學的探究。
毫無疑問，母親節旨在表達對於母親的敬意，並重申母親的重要價值，也即她的象徵性品格——慈愛、寬容、勤勉和自我犧牲。但今天中國人所循用的，只是一個源於美國的公共節日。
中國人丟失了自己的母親節。這個節日原本叫做“七夕”，也即婦女節，混合著女兒節和母親節的兩種職能。在農曆七月初七那天，東亞女人都將學習織女，展示作為女人和母親的職責：打掃並整理房子，讓它煥然一新；拿起繡花針和剪刀，向人炫耀自己的女紅技巧；把孩子帶往七星娘娘廟，向七位美麗端莊的女神致敬，因為她們就是偉大母親的代表。由於“七夕”被誤用為“情人節”，本土母親丟失了被紀念的契機，最終被迫引入一個時髦的洋節。
在一個普遍攜帶戀母情結的族群裡，母親的形象始終曖昧不清。基於儒教的殷勤規訓，中國女性註定要面對歧視的目光，但經過歲月洗禮之後，她們卻能透過老邁的身軀，從“孝道”中找回自己的尊嚴。這種戲劇性反轉，源於“華夏戀母情結”。這情結有時呈現為令人驚駭的狀態。“二十四孝圖”向我們提供了某些著名的範例，如郭巨埋兒奉母、王祥臥冰求鯉、吳猛恣蚊飽血、庚黔婁嘗糞憂心之類。而在這種狂熱的戀母敘事運動背後，是嚴重的人格障礙。強悍的專制政治，拒絕塑造成熟的獨立人格，而只顧生產“大男孩”和“大女孩”。他們患有某種“依附性人格綜合徵”，並永遠無法擺脫對“父親”和“母親”的依賴。
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四種類型的母親。第一類是“宗教母親”。她們的早期代表就是黃帝。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圈，乃至東亞的絕大部分地區，曾經有過一個女人統治的漫長時代（史稱“母系氏族社會”），全民都信奉和祭拜女神，而女人也掌管種族的最高權力。統治黃河中上游地區的大母神，正是黃帝本人，她和大父神炎帝的對抗與和解，孕育出一種驚人的繁殖力，以致他們共同營造出龐大的華夏民族。而在男性大規模奪權之後，黃帝的性別遭到了篡改，搖身變成一名頂天立地的男神。正是這種“性別的文化手術”，導致華夏女神數量大幅削減。經過中古時期的反覆調整，最終形成女媧、觀音和媽祖的三位一體。這是簡潔有力的神聖組合，足以慰藉和呵護中國人的脆弱靈魂。
在第二類“政治母親”的譜系中，有率眾抵抗金兵的楊繼業遺孀佘太君，以及在岳飛後背上刺字的姚太夫人。第三類“道德母親”，最著名的則有孟子之母仉氏和歐陽修之母鄭氏，等等。所有這些名滿天下的母親，都已成為一種傳奇，承負著道德標兵的使命，孜孜不倦地教誨著帝國的子民，向他們發出語調莊嚴的勸誡。
但在我看來，跟政治和道德之類的公共母親相比，只有第四類“生活母親”，才會在中國人日常事務中扮演親切的角色。在唐詩裡，她是孟郊筆下縫補遊子衣裳的慈母；在小說《紅樓夢》裡，她是壓抑本性而於詩歌中探尋自由的李紈；在現實生活裡，她是為營救兒子不惜暴走的武漢媽媽陳玉蓉，是那些在災難突降時以血肉之軀保護孩子的母親，以及無數生育和滋養我們成長的“無名氏”。她們的身影，融化在日常生活的圖像裡，成為推動人類繁衍最柔軟的力量。
向母親致敬，並非要上演洗腳和磕頭，而是要重建以愛為軸心的世俗信念。我們將攜帶這種愛穿越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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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上古神系》為朱大可先生耗費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書以跨文化的全球視野，運用多種學科工具，獨闢蹊徑地探研中國上古文化和神話的起源，發現並證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話均起源於非洲，這是繼美國學者發現全球智人源於非洲、新西蘭學者發現全球語言源於非洲之後，第三個具有原創性的學術貢獻，有助於修正人類文化起源的傳統觀點，向西方主流人文闡述體系注入“中國元素”。這些觀點顛覆晚清以來的學界定見，為認識華夏文化的開放性特徵、傳承本土歷史傳統、推動中國文化的未來複興，提供了富有卓見的啟示，可視為1949年以來中國學術的重大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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