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劇痛的言說 ——序蔣藍《媚骨之書》

朱大可:劇痛的言說 ——序蔣藍《媚骨之書》

奧地利作家羅伯特·穆齊爾提出的“隨筆主義”、“一種支配生活、思考和書寫方式的混合療法,是針對戰爭狀態下不確定性的生命策略。產自二戰時期的哲學,延續到了轉型中國,成為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工具,它要營造一種自由、實驗和隱喻的寫作空間。但這種隨筆始終處於文學的邊緣地帶,被“擅長小說和散文”的主流作家所輕蔑。

蔣藍是大批四川先鋒詩人分化後的“剩餘價值”。他是“非非主義”的第二代傳人,多年來保持了跟詩歌相關的書寫,成為盆地寫作的晚期代表,在他身上,延續了八十年代川籍詩人的各種特點:非非式的語詞營造、鐘鳴式的知識考古、以及以“流氓”和世俗的方式在世,跟日常生活保持良好的關係。

我跟“非非派”的詩人,有著年份久遠的交往。1986年非非崛起,藍馬草擬的取消名詞、形容詞和動詞的宏大宣言,一度引起我們的強烈關注。1989年在長春《作家》雜誌社領獎,我結識自稱有氣功附體的楊黎,領教了“非非派”的天真;在揚州,我又認識了何小竹等人;唯獨跟蔣藍的見面,一直推遲到2007,差不多晚了20多年。在成都,我們在一家歐式茶室裡喝茶,一邊聽著川音女學生唱著普契尼的歌劇。顫動的性感嗓音,像貓科動物的眼睛一樣閃爍不定,令人想起蔣藍的書寫風格。

我第一次閱讀蔣藍,正是他關於貓科動物的敘事。他對於動物靈性的通達,以及關於貓的性感軀體的描述,令我感到吃驚,因為這完全超越了非非主義的邏輯防線。

朱大可:劇痛的言說 ——序蔣藍《媚骨之書》

而在這本叫做《媚骨》書裡,蔣藍打開了關於身體神話的改寫工程。我們不僅可以讀到關於嘴唇、手掌、乳房、喉嚨之類器官功能的陳列、解讀和揭示,還能夠窺見器官在酷刑裡所放射出的詭異光芒。身體的自殘、自殺到被剮的酷刑,不僅構築了肉身苦痛的歷史場景,而且還成為專制政治及其倫理的鏡像。從美女、俠客、義士到佞臣、從施虐到受虐從人的身體、食物到排洩物、以及各種與身體相關的符號性器物(如紅燈、芒果、繩結和周扒皮的公雞),所有這些狂亂可笑的事物,都在滾動的敘事中變得栩栩如生,儼然在緊貼著我們的肌膚疾行,製造著氣氛緊張的詩意。

大量的知識考古、狂熱的歷史想象、複雜的個人經驗、豐富的詩歌意象以及批評家式的高談闊論,這五種元素的任意組合,形成了一種狂飆式的語勢。這跟周作人先生倡導的“娓語”式隨筆截然不同。它不是把人引向燈下的閒適,而是令人起坐,轉向更為亢奮的日神狀態。在蔣藍的錦匣式敘事裡,到處都是濃烈的殺機和殺氣。蔣藍說,“我像一隻飛蛾,在越來越危險地靠近火苗”,這與其說是一種自我警告,不如說是一種對火焰敘事的自我讚賞。

蔣藍隨筆的特徵在於鋪敘。他放任恣肆的風格,酷似司馬相如,儼然是後者的直系後裔。這是一種僅屬於古蜀國的歷史性聒噪。從一個細小的詞根起始,語詞及其意義開始火舌般閃爍,向四處燃燒和蔓延,展開迅速而大量的自我繁殖,最後拓展為一部規模可觀的隨筆。蔣藍很本土地發揮了蜀人的書寫天性,令這部知識考古學著述變得趣味盎然起來。

朱大可:劇痛的言說 ——序蔣藍《媚骨之書》石達開行刑圖


在本書中,蔣藍表達了對“文學黨人”以及正統散文家的反蔑視。這是民間先鋒派的一貫立場。是的,這是“隨筆”向“散文”宣戰的時刻。在楊朔、秦牧、劉白羽和餘秋雨的哥德式散文面前,這樣的隨筆是離經叛道的。它拒絕向主流價值鞠躬。隨筆的動機就是摧毀主流美學的媚俗。它把媚骨留給散文,而把利爪留給了自己。

“綁在十字木樁上的石達開,像一頭攤開的蜘蛛。血在地面編織著猙獰的構圖,他的雙眼被頭皮覆蓋著。殘肢就像神話人物刑天一樣,身體上突然睜開了無數雙眼睛。”

這是殘酷美學的一鱗半爪。在一種歷史性的暴力景觀面前,破裂的傷口向眼睛一樣張開,露出憤怒的表情。但這痛苦而不諧的表情,不僅屬於晚清,更屬於當代中國,並隱喻著某個“無腦化幸福”的時代——喪失了對於歷史疼痛的最基本的感知力。

為了復甦這種文化痛覺,蔣藍的隨筆猶如刀子,在歷史和文化的肌骨上精細地剮著,製造出大量事實碎片。這是一種殘酷的剮式隨筆,它要撕開那些被歷史織錦包藏起來的血腥真相。這些真相關乎種族和人類的命運,本應離我們很近,但卻因遭到口紅散文家的遮蔽,而離我們很遠。現在,越過那些被揭發的媚骨,我們即將面對歷史殘肢的傷口,併為此感到言說的劇痛。而正是在這電擊式的劇痛療法中,我們才能修復關於歷史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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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與管理: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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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上古神系》為朱大可先生耗費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書以跨文化的全球視野,運用多種學科工具,獨闢蹊徑地探研中國上古文化和神話的起源,發現並證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話均起源於非洲,這是繼美國學者發現全球智人源於非洲、新西蘭學者發現全球語言源於非洲之後,第三個具有原創性的學術貢獻,有助於修正人類文化起源的傳統觀點,向西方主流人文闡述體系注入“中國元素”。這些觀點顛覆晚清以來的學界定見,為認識華夏文化的開放性特徵、傳承本土歷史傳統、推動中國文化的未來複興,提供了富有卓見的啟示,可視為1949年以來中國學術的重大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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