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老人哲學”的傳與變
下面，我們不妨就老子的學說本身，做一個簡單的分析。
我剛才已經表明，老子的《道德經》就是“老人哲學”，明確講就是對婆羅門教的一次顛覆和解構，通過這種方式，他證明所有被鄙視和拋棄的東西是有價值的，而且具有主宰性價值。到了莊子手裡，老弱病殘這些哲學觀念，就得到了進一步的美學化。莊子反覆告誡我們，病殘就是美，無用就是美，這些在世俗生活裡遭到鄙視的事物，被莊周提升到了美學的高度。他的逍遙遊和齊物論，是“老人美學”的最高代表。
《道德經》向我們提供的，首先是“道”，而它的概念原型，出自印度吠陀哲學的兩個基本語詞，一個是“梵”，指終極實在，也就是那種超越和不可規範的唯一實在；另一個是“哩多”，跟混沌相對，指宇宙、人和德性的普遍規律，它是有序和週而復始的。這跟今天中國人對“道”的解釋極為相似。這兩個語詞合成了老子之“道”的基本範疇。
第二，吠陀經，包括奧義書，已經出現了“有”和“無”，所以，這兩個概念最早出現在吠陀經裡。吠陀經提供了“太一”和“氣”之類的原型概念。印度四元素“地水火風”中的“風”，其實就是古希臘人說的“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元素。中國“五行”概念來自波斯祆教的五個神，所有沒有“氣”，戰國以來的中國人，整合了這兩組概念，把氣放到比五行更高的位置。另外，吠陀經裡很早就出現了“經絡”概念，今天在瑜珈術裡被翻譯成“脈輪”，因為它擁有一個輪式結構。印度是七個脈輪的互相套疊，而《皇帝內經-素問》把脈輪打開，改變了它的輪式結構，讓它沿肢體自然行走，看起來不像輪子，而是一種樹形結構。
此外，吠陀經注重聆聽，它是人跟梵、哩多之間溝通的最重要的方式。所以吠陀文化重視耳朵的價值。老子也是如此，他不僅指李樹為姓，還給自己起名叫“耳”——“李耳”，這還不夠，還要加上一個字號，叫做“老耽”，這個“耽”就是大耳朵的意思。老子還教導我們說，“大音希聲”。你看，他在不厭其煩地向我們揭示諦聽的偉大意義。
釋迦摩尼創立的佛教，因為同樣源於吠陀經，所有也很強調聽的意義。這種觀念影響了所有漢傳佛教的造像範式。我們看到的佛像，把耳朵都塑造得很大。佛、道是同門兄弟，有共同的耳朵崇拜，使用相同的盤腿、調息、觀想等修煉方式，兩者出自同一個宗教母本。過去對這種現象無法解釋，現在這一切都已經昭然若揭。
道德經裡出現的關於車輪中轂和輻條的比喻，曾經被各種《奧義書》所大量使用，這也是老子直接搬用《奧義書》的一個明證。
還有就是老子出走的方式，史記說他騎青牛而西歸，為什麼牛是重要的？只有在印度教裡，牛是神獸，它受到長期的禮遇，不能殺戮。但在中國，牛雖然很重要，卻是可以殺戮和食用的，它只是農夫用來耕地的工具而已，沒有神學價值。
老子對吠陀哲學又傳承的一面，但也有強烈的改造意向。道德經已經不是原來的吠陀經了，而是在原型基礎上，融入了大量再創造的元素。這就是先秦思想的“傳”（傳承）和“變”（變革）的二元特徵。
4墨家的猶太思想原型
先秦是一個高度開放的時代，先秦人吸納了大量的外部思想文化原型。除了道家，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是墨家。墨子學說，還有所謂的“宋學”，在先秦時代就像是天外來物，跟當時春秋五霸之另外四霸，文化道統截然不同，所以成為各國嘲笑的對象，什麼“守株待兔”、“拔苗助長”、“趾高氣昂”等成語，都是用來嘲弄宋國人的。毛專門寫了文章，嘲笑宋襄公的愚蠢，宋襄公在戰場上居然不殺受傷者，不抓老年人，抓住俘虜後，一看頭上長有白頭髮了，立馬放掉，叫做“不擒二毛”。要是打了一半，對方戰車突然壞掉了，就必須等對方把車修好在繼續打。這種貴族精神，在流氓風起雲湧的東周，就是一個道德異數。
這個國家的貴族像墨翟，當然也就成了一個異數。作為宋國文化（宋學）的精華，墨家在中國土壤裡是難以生存的。它的基本主張，像“兼愛”、“尚同”(平等)、“節用”、“非攻”等等，都是今天的人類共同價值，但在中國的漫長曆史裡，終究還是被儒家幹掉了。
我曾經做過一個文本比較，把墨子的文本拿來跟新、舊約做比較，把墨子講的“天”跟基督教的上帝比較，會發現兩者之間極其相似，由於時間關係，我無法在這裡一一陳述。
當年，新巴比倫王國滅掉了以色列，猶太人向全世界逃散，這是歷史上著名的“大離散”事件。其中有一支攜帶古猶太教的信仰到達遠東，應該就在中國河南一帶。墨子的行為方式跟猶太人的教派極其相似，比如法利賽人，早期的古猶太教生活方式簡樸，而且紀律極其嚴明，猶如地下幫會組織，主要成員大多是下層小生產者，如工匠、農夫和漁夫等等，墨子的團隊也是如此。他的墨家組織，可以被視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幫會組織。
更有趣的是，墨翟的“翟”，上古擬音叫rag，而rag跟猶太的Rabbi非常相似，墨家組織的領導人叫“鉅子”，Rabbi希伯來語的意思是“巨大”，語義上也完全一致。這些都是很好的語言考古的證據。我們知道，考古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考古學主要針對實物，而廣義考古學還應包括語言考古、文獻考古和生物考古，等等。
5十二金人的神秘來歷
下面我再花點時間，講一下波斯制度對秦帝國的影響。秦跟波斯帝國有著非常曖昧的關係。波斯帝國在公元前600—300年之間出現了一個偉大的王朝——阿契美尼德王朝，擁有著名的皇帝如居魯士和大流士，曾經是世界上領土最廣闊的超級帝國，不幸的是，它遇到了一個死對頭——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這個戰爭天才滅掉了強大的波斯帝國。
波斯帝國覆滅之後，它的貴族和騎士階層。也就是上層祆教徒，開始向四處逃遷，其中一部分向遠東地區逃遷，這裡面又分為兩支，其中的北支，經新疆和河西走廊，進入甘肅和陝西一帶，它的大本營位於今天甘肅臨洮地區，中國歷史上稱其為“狄人”。它的南支經過印度、泰國、緬甸等地區進入中國，聚居於楚國南部，也就是今天湖南衡陽一帶。祆教的先知是瑣羅亞斯德，因為崇拜火焰所代表的光明力量，被中國人誤以為“火神”，叫他為“祝融”，他的主祭神廟，就在南嶽衡山的主峰祝融峰上。
逃遷到秦國的那些波斯人，成為秦國的政治幕僚和工匠，完全融入了本地生活。雖然波斯帝國在300年前就已經滅亡，但這些僑民還是向秦始皇和李斯提供了很多它的政治管理經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文明結構——“書同文、車同軌、量同衡”，還有人工水渠和豪華陵墓。有的學者提出，烽火臺也是從波斯學來的，秦始皇造的長城，真正連接起來的非常有限，大部分是孤零零的烽火臺。史書上描寫的“烽火戲諸侯”，是說西周就有了烽火臺，但那不過是小說家的演繹。真正的烽火臺，應該從秦才開始出現。陝西省考古隊的研究還發現，就連秦代青銅水禽的鑄造技術，也是從西亞和地中海一帶學來的。
秦始皇陵考古隊長段清波，從考古學的角度，對秦的出土文物來源做了進一步考證，證明秦帝國和波斯帝國之間有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他的研究範圍涉及更小的實物細節，比如箭形壺、凹形槽板之類。
秦帝國學習波斯的核心證據，是“十二金人”。為什麼秦始皇“消天下之兵”，鑄造了十二個巨大的銅人？為什麼是十二個，而不是中國人喜歡使用的 “五數”模式？中國人不是信奉五行嗎？中國本土從來沒有出現過十二神體系，唯一關於十二神的記載，出現在長沙子彈庫出土的戰國帛書裡，他們有一些非常古怪的神名，一看就不是本土的東西。
在亞洲文化共同體裡，只有波斯擁有類似的神祇組合，那是祆教的十二月神體系。襖教的崇拜體系是按月份排列的，每個月一位大神，加起來總共十二位。十二金人，就是十二位波斯祆教大神。東漢學者皇甫謐對《史記》做了很仔細考證和註釋，說那十二金人，是照臨洮地區的“長狄”模樣鑄造的，而這個所謂“長狄”，指的就是個子比較高大的波斯僑民。秦帝國居然使用這樣的“狄人”模特兒作為“金人”的原型，這難道不是一個重要的文獻佐證嗎？
為什麼秦始皇要用波斯眾神來震懾自己的國民呢？因為波斯文明太強大了，一旦背後有強大的波斯帝國支撐，六國貴族就沒有翻天的膽量。這是一種典型的政治恫嚇。毫無疑問，秦帝國沒有吸納祆教的內在教義，也沒有學到大流士的寬容大度，它的金人，充其量只是一些玩偶而已。它們無法捍衛這個本性殘暴的政權。
6文明發生的三項基本原則
下面我要做一個小小的總結。也就是重申文明發生的三個基本原則：
第一，無論是世界上哪一種文明，都不是在封閉狀態下發生的。它們彼此之間存在著一種“文明的交互原則”。先秦的事實已經證明，開放性跟偉大性之間是成正比的，越是開放，就越是偉大，反之，越是閉關自守，就越是孱弱和空虛。任何一種自我閉合的狀態，都不可能誕生老子和墨子這樣偉大的思想家。
就中國宗教史而言，我們不難發現，道教的發展勢頭明顯不如佛教，這是因為佛教不斷從海外輸血，不斷有新的聖徒進入，一會兒是迦葉摩，一會兒是達摩，一會兒又是誰誰誰，真是前赴後繼。不僅如此，中國還不斷有僧人去西天取經，像法顯和玄奘，他們都成了人人傳頌的文化英雄。佛教並不避諱這些外部輸血的過程，相反，他們對此無限自豪。但在道教那裡，這種外部關聯卻成了忌諱。道教拒絕談論它的教義源頭，也拒絕從異域吸納新的血液，結果只能不斷衰退和萎縮。道教跟佛教在中國的命運截然不同，而這是道教界人士應當反思的問題。開放性而不是自閉性，將是中國未來文化復興的基本前提，此外沒有其他任何捷徑。
第二是“文明的模仿原則”。華夏農業文明已經死亡。當年鴉片戰爭給了它第一刀，後來又從農業精英、土地制度和農業技術等方面，給了它致命的幾刀。農業文明已經不復存在，現在只剩下了農業。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就是把大門打開，讓西方文明以投影的方式，重新投射到這片廢墟上來，這樣的文明，我稱之為“投影文明”。投影文明的本質屬性就是山寨、拷貝和模仿複製。中國製造業的基本語法，都是山寨的語法，而這無疑是由文明的本性所決定的。
第三是“文明的轉化原則”。山寨並不是一件壞事，只要你足夠開放，即便你從山寨開始，總有一天會轉向原創，就像先秦時代，中國人曾經吸納過如此多的優秀思想，但最後都轉化了。中國人的聰明天性裡，有極強的轉化能力。
“五行”最初來自波斯的五個神，分別叫做金神、木神、水神、火神和土神，但鄒衍把它們轉變成五種哲學元素，這是從神學到哲學的重大轉型。陰陽說也是如此，人家早就有了，但在陰陽家手裡做了更大的昇華，成為解釋宇宙的基本模型。經絡說來自印度，但我們在七脈輪能量點的基礎上，提出了極富創造性的穴位說。所有這些異域文化原型，都在本土得到了有效的轉化，證明中國人有很強的文化消化能力，它們是在原型基礎上的二度創造。外部原創能夠製造強大的激勵效應，點燃中國文化的再創造激情。
在哈佛的短暫時日裡，我聽到的最具啟示性的是哈佛校訓：“追求真理，如人飲水，至死不渝，日日清空。”其中這“日日清空”四字，正是哈佛大學得以雄踞全球大學榜首的奧秘。對於身負數千年文化包袱的中國人來說，唯有不斷清空歷史，清空各種文化垃圾，不斷追求人類真諦，我們才能負起改造和重建中國文化的重任。
謝謝大家的傾聽。（全文完）
感謝王開元先生提供現場錄音速記稿。本演講稿系根據速記稿整理修改而成
本文圖片皆來自互聯網
上傳與管理：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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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上古神系》為朱大可先生耗費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書以跨文化的全球視野，運用多種學科工具，獨闢蹊徑地探研中國上古文化和神話的起源，發現並證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話均起源於非洲，這是繼美國學者發現全球智人源於非洲、新西蘭學者發現全球語言源於非洲之後，第三個具有原創性的學術貢獻，有助於修正人類文化起源的傳統觀點，向西方主流人文闡述體系注入“中國元素”。這些觀點顛覆晚清以來的學界定見，為認識華夏文化的開放性特徵、傳承本土歷史傳統、推動中國文化的未來複興，提供了富有卓見的啟示，可視為1949年以來中國學術的重大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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