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西南昌鐵路運輸法院公開審理了一起倒賣車票案件，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劉某通過搶票軟件、替實際購票者搶票，構成了刑法中的倒賣車票罪。而有法律工作者認為，劉某是依據客戶需求使用客戶的身份信息進行的購票行為，由於實名制限制，全程沒有佔據也無法佔據客戶的車票，不構成倒買倒賣。並提出質疑，同樣是有償搶票，為何網絡平臺可以，個人就不行呢？
“有償替人搶火車票被判刑”，本案激起了不少爭議。其最核心焦點無疑在於，對“代搶火車票”行為的定性，其到底是“倒賣”還是屬於“受託代理”？眾所周知，傳統意義上所謂“倒賣車票”往往具備兩個典型特徵，其一就是“囤積佔有”，其二則是“低買高賣”。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否賺取差價，理應作為判斷“倒賣”與否的標準之一。而劉某一案中，其所收取的“勞務費”“服務費”，是不是應該被認定是賺取差價，這實則也是需要慎之又慎考量的。
需要釐清的是，傳統的“倒賣車票”案中，普通乘客乃是受害者；而在劉某案中，相關乘客其實是從中獲益了的。他們儘管額外支付了一定的服務費，但也因此“搶到了車票”、實現了出行需求。這種“客觀結果”上的互惠性，也應該得到公允評價。事先接受委託，拿著人家身份證號去“搶票”，利用自己的勞動賺點辛苦錢，將之判定為“倒賣車票”必須拿出更有說服力的論述才是。
從某種意義上說，劉某受託幫人有償搶購車票，與某些APP做加價搶票生意並沒有什麼本質區別。只不過，前者售賣的是自己的“勞務”“時間”與“熟練的技巧”，後者售賣的是“具備優勢的技術工具”而已。對購票者來說，無論通過個人還是平臺搶票，都有“中間商”收服務費。那麼，為何個人常遭司法對待，平臺卻幾乎沒作犯罪處理呢？對此疑惑，有關部門必須拿出能夠自圓其說的回應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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