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的滅亡，常讓人連呼可惜。
在許多明末清初士人的筆下，那個在多災多難裡滅亡的大明王朝，有著另一面的繁華：東南沿海經濟高度發達，晚明的文化也空前繁榮，詩詞戲曲乃至科學成果層出不窮。
清初許多明朝遺民們，也是以極致的筆墨，生動回憶著明朝末年的"繁華"生活。似乎，悲情落幕的明王朝，亡的是那麼讓人痛惜。
那麼事實，果然如此？
如果細看明末清初時，很多關於明代"繁華"的記錄，卻不難發現一個特點：其中大部分的記錄，都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的經濟發達地區。關於明末生活的"繁華"記載，也主要集中在當時的士人階層。
整個的明朝社會，乃至明朝各個階層的生活，在明末風雨飄搖的年代裡，又究竟是什麼樣？
如果全面來看的話，卻更讓人一聲嘆息：在明末各種"繁華"的記錄下，分明可以看到另一個明王朝——一個社會矛盾空前尖銳，危機四伏的時代。
明末的社會矛盾有多嚴重？首先說一條常被忽視的，以今天的話說，就是"地區差異"。
說起明末的"繁華"，後人常津津樂道的，是富庶熱鬧的江南，或是貿易繁榮、"資本主義萌芽"蒸蒸日上的福建廣東等地。但是常被很多"精英"無視的，卻是北方的民生。
以山西陝西等西北省份來說，這些地區的商品經濟原本就不發達，推行"計畝徵銀"的一條鞭法，本身風險極大。加上張居正病故後，明朝官場越發人浮於事，好經也終於念歪。
於是，單是萬曆二十二年，以明末顧炎武《肇域志》裡的統計，陝西一省百姓的負擔，竟然因為"計畝徵銀"暴漲了三倍。百姓生活到了"民用困倍"的地步，但這畢竟還是風調雨順的年景。
發展到崇禎元年時，西北一場大旱，正常年景都舉步維艱的民生，那更是瞬間陷入困頓。
以崇禎元年戶部官員南居益的嘆息說，當時綏寧固等西北邊鎮，本身就缺糧長達三十六個月，大災驟然到來，自然就"窮極思亂，大盜蜂起"。
所以，為什麼一場西北災害，就催生出了要了明王朝命的李自成農民軍？所謂"裁撤驛站"只是表象，真實的原因，卻正是從萬曆年間起，西北大地日甚一日的極度貧困。
而比起這嚴重不平衡的民生來，明末社會矛盾的另一催化劑，就是政風。
說起明末的官場，後人常習慣哀嘆"明末政治腐敗"，但是放在明代，與腐敗一樣嚴重的問題是懶政。
拜萬曆皇帝多年如一日歇班怠政所賜，明朝官場上行下效，別看黨爭的時候精神抖擻，日常政務卻紛紛甩手。
萬曆三十八年，即1610年時，明朝內閣大學士葉向高，就犀利說中了明朝官場兩大毛病，一是"上下隔絕"，二是"士大夫好勝喜爭"。說白了，就是什麼都折騰，就不好好工作。
於是，在這種風氣下，早在萬曆皇帝在位的中晚期時，明朝官場的怪事，也是一撥接一撥：萬曆三十二年時，就有男子單槍匹馬持刀闖入周王府，大咧咧搶掠一番後離開。
為什麼能搶的這麼輕鬆？因為當地的巡撫和知府，都已經缺了三年，根本就沒有主管官員，因此也就沒人管。
藩王都這個遭遇，普通老百姓自然可以想：比如當時的北京周圍，就是盜賊橫行。
萬曆中葉時的"慣賊"左文俊，一度在北京周邊聚集數千人，打劫生意做得紅紅火火。氣的萬曆皇帝連連頒下嚴旨，但各級官員置若罔聞，一個賽一個混日子，全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承平年間尚且如此，一旦國家出現大亂，後果也可以想。
當然最嚴重的，還是整個晚明社會，已經嚴重激化的民生矛盾。
就以經濟富庶的東南地區來說，雖然後世的文人們，常大書特書東南地區的繁榮。但明朝學者周暉《金陵瑣事》記載下，萬曆二十八年時的蘇州，就是"稅官如狼如虎，與盜無異"。
當時有個賣燈草的小販，從蘇州出發賣燈草，一路不停被稅官抽稅，到了目的地才發現，就算燈草全賣光，也掙不回這虧空，乾脆氣的一把火燒光。
而在萬曆二十九年的廣東，以明朝刑部主事王臨亨的記載說：貿易發達的嶺南，一艘商船過境路上，也要被不停抽稅，有"橋稅""番稅"等各種名目，而且"大者屬公室""小者屬私家"。等於是層層扒皮，各級官員一起發財，玩命狠宰老百姓。
經濟發達的地區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明朝學者吳應箕記載，天啟七年的河南，明明風調雨順，但他在河南真陽走了一路，竟發現大片的農田荒蕪。腳下走過的道路，還能看到以往耕作的痕跡，卻分明已經荒了好久。
為什麼都不種地？
因為苛捐雜稅再多，越辛勤勞作越交不起，為躲苛捐雜稅只能逃跑。然後就惡性循環，很多村莊農民跑光，地都已經沒人種。
而以《西鄉縣誌》記載，在萬曆年間的陝西西鄉，那更是"富民置產，多棄貧民"。
越有錢的富人，越能輕鬆逃過賦稅，把自己的賦稅甩鍋給窮人。
這樣一來，"田連阡陌者賦止勺圭"，"地無立錐者輸且關石"。越窮越交稅，越富越逃稅。
所以，早在萬曆中晚期起，明朝的徐州南京等地，就相繼出現過大規模的暴亂。待到明末天災人禍，席捲全國的農民起義，自然也成了開閘洪水。
所謂明朝滅亡是"可惜"？是"意外"？其實只不過應了一句老話：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參考資料：顧城《明末農民戰爭史》、商傳《走進晚明》、《明史》《明實錄》《五雜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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