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A點評三國風雲人物：袁紹（十）之外傳《宦者列傳》（七）黨錮之禍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這是諸葛亮《出師表》中的一段話。這段話中的“小人”指的就是宦官。從諸葛亮的話中我們可以感覺得到，在他的思想中，東漢之所以會滅亡就是跟宦官有關。而且宦官之禍就是開始於漢桓帝時期。這也是我們後世史學界的一個普遍認知。這種認知的來源，其實是東漢桓帝時期，世族士大夫簡稱士族，對宦官專政亂權現象的不滿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諸葛亮作為士族階級的代表，對這件事一定是有著深刻的領悟。這種領悟自然是來自於他對東漢末年黨錮之禍的理解。
所謂黨錮之禍，字面理解就是對結黨之人的禁錮之禍。那什麼又是結黨之人呢？表面感覺，這種結黨似乎是有各自謀政，互相詆譭的感覺。但是俗語有云“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所謂志同道合者自然而然的就會走到一起，形成同氣連枝的團隊。這就是結成黨派。而對於與自己的黨派意見相違背的黨派，自然就會由於意見分歧而出現互相爭論，甚至是詆譭的狀態。個人感覺，這種爭論對於一個朝廷來說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可以形成互相監督互相制約的有效監察機制。問題的關鍵點在於，起到決策權作用的皇帝不能夠偏袒任何人。
據《後漢書黨錮列傳》記載，在漢桓帝親政之後朝廷內外中出現了許多以名臣宿儒為中心的黨派。本來這種狀態只在地方上出現，比如在清河國境內，分別以漢桓帝的老師周福與同郡著名大臣房植為中心的兩大黨派。據說他們是開了漢桓帝時期黨爭的先河。還有以汝南太守宗資和其功曹範滂為中心的黨派，以及以南陽太守成瑨和其功曹岑晊為中心的黨派。都是當時非常重要著名的黨派。後來這種風氣漸漸的流入太學。
所謂太學，古稱也叫大學，就是古代王朝官辦的最高學府。自夏商周時期已經存在，只是稱謂各有不同。到了東漢時期，太學更加受到朝廷的重視。據記載最多時太學諸生約有三萬多人。結成黨派的風氣流入到太學之後，以郭林宗和賈偉節為首的太學諸生，擁護朝廷名臣李膺、陳蕃、王暢，三人成為太學諸生的領袖。當時在學生中流傳著“
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的流行語。另外還有以渤海人公族進階和扶風人魏齊卿為首的黨派。史書記載，這種結成黨派的風氣形成之後，士族士大夫們無不參與其中，他們褒貶時政時人，成為了東漢末年的一種特色。黨錮之禍就是這些黨人大禍臨頭的災難。
由於這些黨派，多以名臣宿儒為首領，所以關心國家大事民生疾苦成了他們重要的言論方向。而對於朝廷官員中的貪官汙吏、不法之徒更是疾心痛首。這種狀態自然就成了他們招禍的根源所在。
事情的起因是兩件事，一個就是徐宣亂殺無辜的事件。另一件是張成縱子行兇的事件。
徐宣亂殺無辜的事件我們上一篇已經講過，記載在《後漢書宦者列傳》中，說是徐宣看上了故汝南太守下邳人李皓的女兒，但是李皓不肯將女兒嫁給他。於是徐宣一氣之下就帶人到李皓家裡將李皓的女兒搶奪了回來，在經過一番調戲之後將其殺死，埋在“寺內”。
張成縱子行兇的事件記載在《後漢書黨錮列傳》中，說是張成擅長風角之術，就是古代占卜方法的一種。張成算出，朝廷將會大赦天下，於是就讓自己的兒子殺人犯法。
這兩件案子有兩個共同的特點，一個就是行兇之人都有一個宦官的背景。徐宣是“五侯”之一徐璜的侄子。張成因為會算卦占卜得以攀附宦官，並得到皇帝的賞識。這一點是他們敢於知法犯法，而又有恃無恐的原因。並且他們應該也是通過宦官得知了皇帝即將大赦天下的事情，這才在大赦之前犯法，以求逃避懲罰。
這兩個案子的另一個共同點，就是都遇上了剛正不阿的黨人。
徐宣被東海相黃浮強行棄市斬首，並暴屍於市曹以示眾。張成的兒子被河南尹李膺定罪殺之。
除了這兩件宦官與黨人之間最有代表性的矛盾之外，還有很多被史書記錄下來的與宦官有關的不法事件。比如“奉事中官，乘埶犯法”的小黃門趙津和有“
南陽大猾”之稱的張氾，分別被太原太守劉瓆和南陽太守成瑨“考案其罪”，並在明知道已經大赦天下的情況下將他們依法考殺。還有山陽太守翟超，抄沒中常侍侯覽非法財產的事情等等。這些事都是當時黨人對宦官亂政亂權現象的不滿而秉公執法的行為，並且都是在明知道皇帝已經大赦天下的時候。這其實就是這些黨人公然的要與宦官勢力的不法之徒宣戰作對，但是卻有凌駕於皇權之上的直白嫌疑。所以這些黨人的這種正義之舉，雖然得到了朝臣以及大眾百姓的支持，卻並沒有得到公正的待遇。
漢桓帝袒護宦官可以說是有漢以來最甚的時期。除了徐璜向漢桓帝狀告黃浮之外，張成又在宦官的授意之下讓弟子牢修上書誣告李膺及其宗黨“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之罪。劉瓆和成瑨以及翟超也都受到了宦官的誣衊與打擊。
於是漢桓帝震怒，黃浮、李膺、劉瓆、成瑨、翟超等人都相繼被捕，皇帝又昭告天下逮捕黨人，一時間並坐下獄的黨人有二百多人，逃匿亡命的更是數不勝數。
這件事發生之後，朝廷中的大員自然會出來替這些士族士大夫們求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當時的三公太尉陳蕃、司空劉茂、司徒劉矩。但是在初次諫阻未果之後，劉茂和劉矩都不敢再多言，可見漢桓帝對這件事情的態度是非常堅持的。但是太尉陳蕃卻進行了二次上書。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他就是那個少年時留下“大丈夫當掃天下，安掃一屋！”典故的人。
陳蕃給漢桓帝的上書有一點長，原文如下：
“臣聞齊桓修霸，務為內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來，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族，毒遍海內，天啟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鑑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氾等，肆行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悁悁？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刑謫，已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橈，疾惡如仇，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群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啼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壹朝，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 ”
陳蕃的這篇上書，洋洋灑灑言辭懇切，但是處處都毫不客氣的戳中了漢桓帝的肺腑。所謂忠言逆耳，漢桓帝自是很不高興，《後漢書黨錮列傳》記載“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這真是一點也聽不進去。
漢桓帝不但聽不進忠臣的良言，還依然縱容偏袒宦官。有了這種基礎，宦官自然是愈加的猖狂，雖然由於陳蕃的名氣太大尚不敢加害於他，但是對他所舉薦的官吏，以及與他相關的人都進行打擊報復。
後來，李膺等人的罪名在獄中被做實，陳蕃又再次上書，以夏商周三代之事勸諫漢桓帝，又將漢桓帝比作焚書坑儒的秦始皇。這一次更是激怒了漢桓帝，以陳蕃“辟召非其人”的罪名罷免了他的太尉官職。
這件事一直持續到第二年，也就是永康元年。時任城門校尉的槐裡侯竇武，就是皇后竇妙的父親，與陳蕃同樣名列三君之一。他同情士族黨人的遭遇，於是就給漢桓帝上書，以稱病辭官辭爵的方式，請求赦免黨人的罪名。再加上當時在獄中的李膺等人又陸續供出了許多宦官所參與的不法之事，導致宦官們有了危機感，就向漢桓帝建議又到了大赦天下的時候。
於是，在這一年的六月份，漢桓帝大赦天下，眾多黨人被釋放。但是死罪得免活罪難逃，漢桓帝政府頒佈詔令將黨人全部赦歸田裡，永不錄用。並且將黨人之名“猶書王府”就是記錄在案的意思。
這就是第一次黨錮之禍的大致經過。實際上這就是一次士族勢力與宦官勢力的爭權戰爭。最終在桓帝的袒護之下，以士族勢力徹底的失敗而告終。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起決定作用的不是正義，或者其他什麼高尚的含義，而是皇帝皇權之下的一人專制決策。所以最終結束第一次黨錮之禍的也是與皇帝有一定親緣關係的外戚勢力代表竇武。其實這是代表著外戚勢力想要與士族勢力合作的一種訴求。
而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現象，與皇后竇妙在當時並不得寵有關。
桓思皇后竇妙，是漢桓帝劉志的第三任皇后。在延熹八年鄧皇后猛女被廢之後，他被選入掖庭為貴人，在冬天被立為皇后。漢桓帝劉志為什麼會立竇妙為皇后，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他們之間沒有感情基礎。以劉志的荒淫，也不可能對竇妙產生專寵的需求。所以史書中說是在竇武的求情下皇帝才釋放的黨人，有一定的“冒功”成分。真正起到決定作用的還是身在牢獄中的黨人有目的性的供出了越來越多宦官的罪狀導致的結果。
宦官勢力之所以得到漢桓帝劉志的袒護，主要是他們對劉志荒淫本性的縱容所產生的結果。而外戚勢力則藉此將皇后竇妙不得寵的根由歸罪到了宦官的頭上，產生了除掉宦官勢力的想法。於是外戚勢力就有了與士族勢力聯合的需求。這種需求是竇武作為外戚，卻能與陳蕃劉淑同列，名列士族名士“三君”之一的基礎。
所謂“三君”，是當時士族名士中互相標榜稱頌產生的一種名號，分別是陳蕃、竇武、劉淑。“君”的含義是有可為“一世之所宗”的地位，是值得後世學習的榜樣。這其實是類似於武俠小說中“五絕”之類的綽號名頭。除了“三君”之外，還有像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等，都是當時天下士族中，所謂名士的姣姣者。
外戚勢力有了與士族勢力聯合的這種需求，也就有了水道渠成的結果。更讓人意外的是，漢桓帝劉志由於長久的貪得淫慾，而搞壞了身體，過早的去世了。更為可笑的是，這個號稱擁有五六千後宮佳麗老婆的皇帝竟然沒有留下一個兒子。
永康元年，即公元167年，十二月丁丑日，劉志駕崩於德陽前殿，時年三十六歲。數天後的戊寅日，尊皇后竇妙為皇太后，臨朝稱制。第二年正月，以竇武為大將軍，奉迎新帝，改元建寧。以陳蕃為太傅，與竇武及司徒胡廣一起參錄尚書事。
形式似乎出現了難得的轉機，一切都傾向於士族勢力的崛起。不過，這到底是帝國黎明前的黑暗，還是日近黃昏時候的微光呢？之後的形勢又會如何發展呢？請看下一篇。
小A斯蒂芬發表於2020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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