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活字印刷、抄本、稿本的數量與雕版印刷的圖書數量相差極為懸殊，前三者只是與雕版印刷相輔而行，真正作為普及、傳播學術的有效方法和工具的，還是雕版印刷術和用這種技術印刷成的書籍。它在古代文化領域中一直起著主導作用，居於首要地位。因此，今天我們談版本的鑑別方法，其對象主要是刻本，其次才是活字本、抄本和稿本。
古代造偽大概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書的內容作偽；一種是書的版本作偽。前者多系文人所為，後者多系書賈和個別藏書家所為。自唐大量刊行書籍以來，至宋而大盛。由於宋刻精良，紙墨、刀法、字體、裝滿都很講究，故後世的藏書家遂有寶視舊刻、鄙夷新刊的思想產生。如南宋尤袤《遂初堂書目》，臚載舊
監本、秘閣本、杭本、越本、越州本、江西本、吉州本、嚴州本、川本、池州本、京本、高麗本，而南宋盛行的建本、婺州本等，卻一律不載，其輕視通常習見之本可知。據《遜志堂雜鈔》說，明嘉靖中朱吉土大韶，性好藏書，尤愛宋時鏤板，訪得吳門放家有陸放翁、劉須溪、謝疊山三先生評宋槧袁宏所著《後漢紀》，飾以古錦玉籤，遂以一美婢易之。嬸臨行時，題詩於壁曰：
無端割愛出深閨，猶勝前人換馬時。
他日相逢莫惆悵，春風吹盡道旁枝。
後人就此事評論說：
夫以愛妾美婢換書，事似風雅，實則近於殺風景。此則佞宋之癖，入於膏育。其為不情之舉，殆有不可理論者矣！
嘉靖之間，雖有美婢易佳刻的“不情之舉”，但在藏書家和士大夫中並未形成普遍的現象。自從錢牧齋、毛於晉提倡宋元舊刻以來，季滄葦、錢曾、徐乾學更加推波助瀾，流於乾嘉，佞宋之風尤熾，至民國間仍不衰歇。《汲古閣主人小傳》說毛晉，“性嗜卷軸，榜於門曰：‘有以來刻本至者，門內主人計葉酬
錢，每葉二百；有以；日抄本至者，每葉出四十。’”徐乾學也每遇宋元抄本、刻本，雖零缺單卷，亦必重購之。黃蕘圃《書跋》也說：“聞無錫浦姓書賈，持殘宋本《孟東野集》，索值每葉原銀二兩。”可見宋元本書在乾嘉時，“已成為一種漢石柴窯，雖殘碑破器，有不惜重貲以購者矣”（《書林清話》卷十）。據記載，“乾嘉時，黃蕘圃翁每於除夕，佈列家藏宋本經史子集，以花果名酒酬之。翁自號佞宋主人”（徐康《前塵夢影錄》）。黃丕烈佞宋是很出名的，當時就有“今天下好宋版書，未見如蕘圃者也”（王念孫《陶陶室記》）的說法。他曾說過：“餘生平無他嗜好，於書獨嗜好成癖，遇宋本苟力可勉，無不致之以為快”（《三謝詩跋》）。他還自稱是“惜書而不惜錢”的“書魔”，“遇一善本，不惜破產購之”（石韞玉《秋清居士傳》）。他積數十年心血，收得宋本百餘種，築室貯之，題額“百宋一廛”，一時翹居群楚，稱雄海內。
對黃丕烈“佞宋”持異議的甚多。批評之一，認為他“第求精本，獨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縱未盡窺，而刻書之年月最為深悉”（洪亮吉《北江詩話》），只是對版本外觀形式的鑑賞，算不上學問家。批評之二，認為他“動稱宋刻，不知即宋亦有優有劣”，是“陷於絕對化”的盲目迷信（來新復《古典目錄學淺說》）。批評之三，認為他“是把宋元刻本當作古董來玩，看成奇貨可居，距離為讀書而藏書的作法也太遙遠了”（張舜徽《中國文獻學》）。實際上，黃丕烈“佞宋”並非只是鑑賞而已。正如清代著名學者王念孫在《陶陶室記》中所說：“蕘圃非惟好之，實能讀之。其於版本之先後，篇第之多寡，音訓之異同，字畫之增刪，及其接受源流，翻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廣狹，裝綴之精粗敝好，莫不心營目識，條分縷析。”進而論之，在版本形式與版本內容兩者之間，黃丕烈看重的是後者而不是前者。他認為：“凡書不為細校一通，第就外面觀之，謂某本勝某本，此非定論也”（《校舊抄本＜衍極＞跋》）。又說：“既而校勘群籍，始知書舊一日，則其佳處猶在，不致為庸妄人刪潤，歸於文從字順，故舊刻為佳也”（《武林舊事跋》）。
這就清楚地表明，黃丕烈是主張以校對版本內容異同為判定版本優劣的主要標準，並根據這個標準得出宋版書優於後刻版本的一般規律，因此而特別愛收藏宋版書。
土大夫中有一等人，趨附時尚，不懂裝懂，才是真正的“把宋元刻本當作古董來玩，看成奇貨可居”的人。這種人不僅明代有朱大韶，清代還有王鼎丞。而且後者的無知比前者更為典型。清人陳其元《庸閒齋筆記》說：
好古者重宋版書，不惜以千金、數百金購得一部，則什襲藏之，不特不輕示人，即自己亦不忍數翻閱也。餘每竊笑其痴。王鼎丞觀察定安酷有是癖，宰崑山時，嘗買得宋槧《孟子》，舉以誇餘。餘請一觀，則先令人負一櫝出，櫝啟，中藏一楠木匣。開匣，乃見書。書之紙墨亦古，所刊筆畫，亦無異於今之監
本。餘問之曰：“讀此可增長智慧乎？”曰：“不能。”“可較別本多記數行平？”曰：“亦不能。”餘笑曰：“然則不如仍讀今監本之為愈耳，奚必費百倍之錢以購之耶？”王恚曰：“君非解人，不可共君賞鑑。”急收＃之。餘大笑去。古書一旦成為商品，價值規律就必然發生作用。一切在市場上通常出現的現象也必然在書市上反映出來。古刻愈稀，零篇殘頁，寶若珠琳，本是自然之理；再加上一些佞來派哄抬市價，爭相搶購，就造成書賈有利可圖，乘機假造宋版書以投其所好。這是版本作偽的主要原因。
其次，明正德、嘉靖年間覆刻宋元本之風，也為書賈作偽創造了極為便利的條件。明代文人早就不滿足於習見枯燥的《五經》、《四書》以及當代人的詩文集子，在何景明、李夢陽等但導“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運動的影響下，一般士人更加強烈地要求多讀古書，然而古宋版書到正德時已經流傳不多，根本無法滿足廣大文人學者的需要。為了適應需要，於是興起了翻刻來元本的熱潮，從而出現了覆宋、仿宋刻本。另外，明代一些坊肆書賈，為了牟利快，任意割裂、竄改古書，同時校勘也不精，書中錯字連篇，紙繆百出，貽誤讀者，甚至害得士子考試的訛寫被黜，有些官吏亦因被惡本所誤，考試出題或平時應對時被人恥笑。因此，當時官府曾下令，嚴禁刻書人任意竄改官定版式、文字，致使當時的刻書行業不論何時的書都照式摹刻，甚而版心的刻工、字數，文中的諱字及牌記，書口邊欄等，統統照貓畫虎地描下來，這就更加促成並加劇了當時翻刻宋本的熱潮。
明代中葉翻刻宋本的熱潮首先在蘇州地區從家刻本中興起。正德年間，蘇州書賈陸元大翻刻了宋本《晉二俊集》、《花間集》、《李翰林外集》；蘇州官紳都穆協助劉恆翻刻了宋本《越絕書》；江陰藏書家朱承爵也仿宋刻了《樊川詩集》、《瘐開府集》；蘇州學者黃省曾也仿宋刻了自注《申鑑》。這些都是
嘉靖前翻刻宋本書的先驅。
到了嘉靖初年，蘇州地區的仿宋刻書之風大盛，文人、學者、富豪、書商紛紛響應，一大批專事摹刻宋版書的寫刻工匠也應運而生，翻宋刻書熱潮如火如茶，各家翻刻的宋版書不勝枚舉。
在家刻影響下，蘇州官刻亦隨之而起。而離蘇州不遠的常州府無錫，揚州及松江、杭州、南京等地，也很快受了這種新風氣的影響。尤其是無錫一帶的寫刻工人經常來往於蘇州各地，巡迴刻書，因此很快地就熟悉了翻刻宋本的技巧，於是，無錫也成了明代中葉翻宋刻書的基地之一。
明代正德、嘉靖年間，在翻刻宋本的熱潮中，湧現了許多以精勘善鏤著稱的名家，仿刻之精，幾可亂真。清朝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十二“王延哲”條記載了王刻《史記》的一段故事。
明尚寶少卿王延哲，文恪少子也。其母張氏，壽寧侯鶴齡之妹，昭聖皇后同產。延哲少以椒房入宮中，性豪侈。一日有持宋槧《史記》鬻採者，索價三百金。延哲結其人曰：“姑留此，一月後可來取值。”乃鳩工集善就宋本摹刻，甫一月而畢。其人如期至索值，故紿之曰：“以原書還汝。”其人不辨真贗持去。既而復來曰：“此亦宋槧而紙差不如吾書，豈誤耶？”延哲大笑，告以故。因取新雕本數十部敬置堂上示之曰：“君意在獲三百金耳，今如數予君，且為君書幻千萬億化身矣。”其人大喜過望。今所傳有震澤王氏摹刻本即此本也。王延哲借人《史記》鳩工摹刻一月而畢工，連原書主人也難以辨別真偽，可見其摹刻技術之工精藝絕！另如陸元大、黃省曾、袁「耿衣上下結構」等人摹刻的宋版書，因其刻印講究，多為書賈割裂牌記，冒充宋槧。又如明正嘉間芝秀堂覆刻來嘉定本晉崔豹的《古今注》三卷，半頁十行，每行十五字，左右雙欄，白口，單魚尾，板心下刻“芝秀堂”三字，由於書賈把“芝秀堂”字樣挖掉了，因此涵芬樓《四部叢刊》、涉園《百川書屋叢書》影印時，都是以這個明覆宋本為底本，而皆著錄為“依來影印”。其實這是一個錯誤。大名鼎鼎的張元濟先生也未識其偽，可見其摹仿之逼真。正因為明代摹刻的宋本“求毫髮無憾之意”，紙墨也好，再加上一些藏書家佞宋本成了癖好，本身又無鑑別能力，只要有人說是宋本，就趨之若騖，這就給書賈造成可乘之機，為了達到射利營生之目的，就採取各種手段進行版本造偽。
第三，一些藏書家賣弄風雅，有意拔高版本的刻書年代，以此來自高身價。一些富豪之家，藏書雖多，但古本不多，於是就找出幾本破爛書，似古非古的，佯稱是什麼宋本、元本，自己誇耀當然不行，於是就請一批幫閒文人一一寫題識來技合自己所好。三人成虎，本來不是宋元版書的，也就成了宋元版了。像這樣作偽的版本也不少，但總的說來，不及書賈作偽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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